张氏不取考证学的方法,而是抽绎出虞翻易学的精义,再加入自己的体会,建构出虞翻卦象的结构体系,再凭借这个体系来笺释虞翻《易》注。这种方法富有创造性,也算是今文经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张惠言的礼学,也非考证礼学,而是与公羊家的礼学相通。他会通易与礼,其实也蕴含着公羊学在其中。张惠言的方法传给刘逢禄,同时对黄以周···
通过这批手稿与《訄书》重订本、《检论》刊本的对照,可以深入体察章太炎自我修改的基本思路。而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章太炎对经学,对孔子态度的变化。章太炎在《检论》中加入“六艺论”,在《订孔》中进一步尊孔,转向建设性的“国学”,这种转向本来就超越了“革命”与“保守”政治立场的二元对立。
西方国家近年来所出现的政治乱象,从西方政治学的角度看,是政治议程和制度设置突破了构建民族国家的伦理约定,导致政治过度和契约瓦解,而从中国传统政治经验看,则是“治统”僭越了“道统”,国家丧失了检验政治合理性的稳定机制。卡尔·施米特和保罗·卡恩的政治神学,则重申了神圣性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以选举合法性为准则的当代政治已···
2019年12月8日北京,博鳌儒商论坛政商学界高端对话会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宾馆举行。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曲凤宏,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文明传承联合会总顾问高以忱,中共中央宣传部老干部局党委书记马栓柱,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局原副局长武家奉,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王···
12月15日上午,国内首个《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在京发布。该标准由中国教育学会委托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分会研制。敦和基金会提供了课题所需的主要经费资助。
我们继续来说宋仁宗。仁宗本人可以说是一个庸常的君主,没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英雄气概与雄才大略,也不见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丰功伟业,存在感似乎也特别低,连一个类似明朝正德皇帝“游龙戏凤”、清代“乾隆下江南”的风流传说也没有留下。
宋仁宗并不是一名固执的君主,但他亲政之后,却一意孤行做了一件事,劝也劝不回——那就是废了郭皇后的皇后身份。
2019年12月15日,由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广东省蓝态幸福文化公益基金会、三和国际集团联合主办的“深圳孔子文化节十周年庆典”在东湖公园孔子文化广场隆重举行。
12月13日,2019首届华夏孝文化嘉祥论坛在嘉祥曾子讲堂举行。本次大会以“祭宗圣,弘忠孝,传承优良家风”为主题,旨在弘扬孝道文明,传播宗圣文化,促进家庭和睦,共建社会和谐。
2019年12月7-8日,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17ZDA013)资助、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和上海儒学院主办、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协办的“明代儒学的视域与方法——宋明理学工作坊第一期”在复旦大学成功举行。
《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经典,随着其思想体系的不断拓展、社会价值的不断发掘,逐渐形成了博大深邃的易学文化。
2019年12月12日下午15时,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人大伦理学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500会议室顺利举行。
“华夷之辨”一直是关乎中国乃至东亚在历史转折时期自我定位、价值认同与秩序安顿的重要议题。2019年11月8号至11号,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和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华夷之辨问题再反思”学术研讨会,在广东西樵山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举行,来自海内外的3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围绕这一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切磋讨论。
一定文化或教养的建立一定是“人惟求旧”,即回向历史源头的差异化实现;但人类的普遍之“爱”的一般性价值,乃由此而奠基。科学义的“器”世界的“求新”,亦将由此而获得其合宜的方向性及无穷的动源。
新民族主义就应当以儒学为中心。为了使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相容相洽,两者都须经重新阐释。儒家民族主义并不是对传统儒教的简单回归,它是兼容并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政府政绩等其他元素后的产物。但儒学对所有这些元素的整合作用却不可或缺,并与它们共同创建出一种新的、有效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