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的逻辑次序中,就算作为道德内核的“仁学”,构成了他念兹在兹的重点,然而,相对于构成了出发点的“认识”而言,它仍不具备学理上的优先性,仍要受到认识能力的制约,仍要被限定在认识边界之内,所以无论如何,它本身也都并不足以构成“本体”。
陈明他希望用帝国叙事或者用文明叙事来解决民族国家的问题,可能也不是适恰的。民族国家这样的一个问题,确实还是一个问题,但这对中国而言其实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或者说是我们今日国人自己造成的问题。
孔子之再造道,乃使天人真正贯通,开启了儒学作为宗教动力学的大门,而儒学始真正成为宗教人人可通达的宗教。透过“礼”的外在性,“德”的抽象性,而落实于“仁”,而“仁”乃是生命自定方向与贯通天人的先天能力,为后世儒者进行人性论的探索奠定了基础,而使宗教的开启有了人性的动力。
如果有人想了解后冷战时期的中国的思想界如何从推崇哈耶克《走向奴役之路》走到今天的“道路自信”,刘海波的探索轨迹尤其具有典型性。他从一种来自异域的反思20世纪革命的保守主义,逐渐走向反思“究竟要保守什么”,进而发现,要解决时代的关键问题,恰恰需要保守在20世纪革命中产生的新秩序,为其提供不同以往的、植根于中国古典文明的···
要克服社会之道德分歧,达至普遍之道德共识,不能依恩氏所言之讲理说服,只能依道德力量之柔性驱使,而儒家之普遍性社会教化、自发性礼治秩序、伦理性法律体系与夫道德性政治权力,正是依道德力量之柔性驱使以达成社会道德共识之中国途径也!
良知政治思想的核心重点,在于通过政教,以“复其心体之同然”。这其实就是蒋先生以“政治儒学”保证“心性儒学”之说的先声,所谓“先圣后圣,若合符节”。
我们阅读《荀子》,必须深知荀子宗教精神之阙如,而孔孟之所以较荀子为高,被称为至圣亚圣,盖宗教精神圆满具足故也。尽管荀子仍不愧为儒学大家,但因为他拾起的只是“地上的工具”,而完全看不到“天上的光亮”,于是他总是气弱,乃至步步设防,此正见荀子之学的不足。要克服这种不足,必须上通思孟学派以达超越性,开启“天上的光亮”,接···
唐虞三代之际,殖民城邦如众星拱月般环护中华本部——彼时华夏文化亦犹夜空中璀璨耀眼的星月之光。至秦汉时代,文明之光芒始如皓日当空,虽蛮荒僻远之地无不朗照。亿万夷狄由此开化而为认同中国之华人,而“华夏”之成色也随人文化成有所下降——这就好比希腊化文化之纯粹不及古典希腊文化。
全面、深入反省现代中国学术的学统问题或范式危机,今天仍然是一个亟需面对的、关系到现代中国学术能否成熟或走向世界、也关系到无数学人精神世界能否安顿的大问题。
中国近现代政治与伦理上最根本的问题,应是个体与整体关系的问题。
今日中国欲传承华夏儒教文明,欲为往圣继“人格之天”之绝学,首当回归儒学“人格之天”之古老信仰,还儒学为宗教之学之本来面目。“人格之天”是儒学所有“天”之信仰之本源,若无“人格之天”,所有其他儒学之“天”之信仰均不能成立。若无“祀天”之“国之大祀”,非但国家丧失其最高合法性之超越神圣基础,中国亦不可称为华夏文明之国。
我这三十多年来的思考,其中一个向度,极力在探索儒家如何挣脱出专制的传统,如何在现代社会诞生公民儒学。《当儒家走进民主社会:林安梧论公民儒学》关键字词是:儒家、民主、社会、公民,最重要的动词是「走进」,是:儒家走进了民主社会,必然要开启公民儒学。公民儒学是儒家走进民主社会,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
学界早有一种看法,认为乾嘉思想学术和荀子存在着重要的关联,惜乎没有太多的具体论证,因而未受重视。刘师培曾有言道:“曾子、子思、孟子,皆自成一家言者也,是为宋学之祖;子夏、荀卿,皆传六艺之学者也,是为汉学之祖。”[1]刘氏此处汉学与宋学相对而论,其汉学概念即主要指的是乾嘉汉学。[2]其论颇有创见,但实亦渊源有自。实际上···
长久以来,西方的人文主义和哲学强势影响了我国当代思想,同样影响着儒学研究。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有待接续与康复,而经学研究正是基础性的工作。如果经学研究忽视了先王之道的宗教维度,所描绘的古代中国社会将是一个不完整的图景。经学研究既要入哲学,又要出哲学,并且还要看透基于哲学思维而不知不觉沾染的西方价值观念。现在应该···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天下”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世界,中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中国”的内涵也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狭义则用来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中义和狭义的“天下”分别与广义和中义的“中国”内涵相对应。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九州、四海的“中国”,虽是一···
首先由学习历程的真实情境之觉知,唤醒公民儒学的萌芽。再者,宏观儒学的三波变迁,指出我们已然进到了崭新的公民儒学阶段。重新省思“血缘性纵贯轴:解开帝制、重建儒学”的可能,并探索当代新儒学有关返本开新“民主、科学开出论”的限制,进而超越“由‘内圣’开‘外王’”的转化论”,改而主张“由‘外王’而‘内圣’调适论”。
后发国家实现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在世界体系中,但该体系又是支配性的,因而对后发国家来说,是否进入体系、如何进入、进入多深、构建何种身份,以及能否在必要时退出、脱钩,又在合适时机进入、重新挂钩,是国家的顶层战略抉择问题。1949年以来,中国有过两轮与世界体系的脱钩—重新挂钩:第一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与美国主导的···
自孔子出,世人始有作圣之途辙可循,是即夫子所谓学也。盖孔子之前未尝无学,惟普通人尚罕因学而觉者耳。因学而觉,即所谓“下学而上达”,以人道而通乎天德,然则学即孔子成圣之工夫也。故欲明孔子成圣之工夫,必当求之于孔子之所谓学。
改革开放以来,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经济发展、文化生根」,迎来了崭新的机运。人们进到现代之后,应当克服「主客两橛观」,回到人之为「活生生的实存而有」的生命真实。如此一来,才能从「本能之能」、「知能知能」进到「觉性之能」,寻求文明交谈及人类和平的可能。
现代学界有关孟子人性论的解释蕴含两种入径:第一种入径可称之为“直接、素朴式解读”,以汉学家葛瑞汉、哲学家孟旦以及历史学家华霭仁为代表;第二种入径可称之为“迂回、注入式重释”,以牟宗三和安乐哲为代表,他们分别借用康德理论、杜威观点以及过程哲学对孟子人性论说进行重新诠释。讨论孟子人性论,亦不应忽视现代科学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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