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即对唐君毅自由观的考察。在他看来,不能仅把自由的观念局限于政治领域,而必须有精神和意志所界定的形而上学根源。他认为,在中国哲学视域中,人的自由是对本心的自觉顺应,因此是不证自明的。而真正的自由,必须是以“心之本体”为指向的向内而求。他提出,在“心之本体”的本质作用下,“人之自性”便有了自由而无限的规定性。在此意···
“性”概念是在天命论和宇宙生成论的双重思想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它联系着“天命”和“生命体”的双方。
“气学”舍弃了“调息”“运气”“静坐”等宋明时期常见的工夫形式,其工夫论的主轴是在心上做工夫。以气学代表人物王廷相为例,其建构在心上做工夫的具体路径为:通过“寡欲”确保人心处于“虚明”与“静定”的状态,为个体接受“义理”提供理论前提。进而建构“动静交养”与“知行兼举”的工夫论,使得从“知义”过渡到“行义”成为可能。
太极图的五层圈分别对应于太极、天道、地道、人道和万物化生之道。第一层圈表征太极本体,是天地之心与天地之理的结合;第二层圈表征天道,即万物通过气化而初生;第三层圈表征地道,即万物通过形化而再生;第四层圈表征人道,即人类文明的开端与确立,即肇始于伏羲而完成于孔子的人文挺立过程;第五层圈表征一个可能被人文力量所转化···
对于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说,当前学界有两个典型批评。一个是外部批评,它的着眼点是如何应对外部世界的超越性问题。一个是内部批评,其着眼点是道德主体性建构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外部批评者的问题在于没有明确将内在超越与理性界限关联起来,学理上并未切中内在超越说的要害。内部批评虽然指出了牟宗三思想的内在困境,但没有看到牟宗三···
孔子编《春秋》,发明一套时间政治,蓄意把王道正义的主张渗透到年、月、日、季节时间刻度中去,注入仁义规定和礼法价值,因而使中国古代的纪元制度具有意识形态管理功能与钳制作用。时间系于君之下,王者即位则当敬授人时,以便天下民众有所适从并听命于君。而君则系于天之下,必须听命于天。君臣之间、君天之间皆有秩序要求,尊王、···
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大戴礼记》之《朝事》篇的材料也可印证《周礼》成书很早。《朝事》篇所涉与《周礼》相同相通的朝礼,概以其事为古时有之,称“古者圣王明义”“古之用财不能均”“古者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义”等等,尤其不可忽视其所包含的时代信息。
面对“怨慕”这一孝道实践个案中包含的情理张力,孟子与后儒偏重于不同取向的实践进路来克服。孟子承认包括舜在内的人心中既“怨”又“慕”的情感,主张通过涵养“慕”的道德情感来转化“怨”;而后世尤其是宋明儒者则偏向于“不怨”,并由此转向“责己”,通过道德理性的自觉与主体的反身性实践来统一理性要求与道德心理的分裂。两种进路本质上并不···
感谢《鹅湖月刊》是次借“切磋新知”专栏,集中刊登一些年轻学人的文章,对拙著的主要立场和一些基本观点进行阐发、质疑和批评。现应杂志的邀请,对诸位新秀的文章进行回应。鉴于篇幅的关系和考虑到要适当集中话题,我想进行统一回应而非一一具体作答,并借此对本人关于“道德感动”与“儒家的德性示范伦理”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厘清、辩护和···
随着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体系和内心深层价值体系的崩溃和重构,婚姻制度的神圣秩序受到怀疑并逐步瓦解,婚姻制度与天道分野,婚姻与生命延续、家族谱系传承不再密切相关,婚姻也由公共性向个人化和私事化的转变,婚姻制度日渐祛魅并演变为纯粹的世俗表象。由此,人们进入婚姻、维系婚姻、生育繁衍的动力机制日趋衰减,随之而来的是离婚···
儒学视野中的“和”植根于礼乐秩序,礼所奠定的差等格局是“和”得以发生、展开的基础。具体而言,“和”总是发生在差等秩序之中,是为“差等性”;“和”的发生便意味着各方对差等结构的证成与认可,是为“主动性”;“和”与“礼”二者构成差等关系,是为“后置性”。
钱穆强调“一统”和“多统”是中西政治传统的基本差异,主张在通史基础上透过历史政治传统的实践性阐释来揭示大一统的系统涵义。钱穆的研究揭示出,秦汉以前与之后两大时期历史代表了大一统的两个形态,各自包含国家形态与政教机制两个层面。文化地理、经济生活方式透过族群聚合而形成的国族认同表现出强韧的传统延续性,而政制文教在因承···
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
明儒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在明代经学义理化的学术背景下,注重内求本心的理学理路,特别揭橥“修身为《周礼》之本”这一主旨,其实质是强调内圣为外王之根基。《周礼》为治政之经,本涉官制、礼法、财政、土地诸政治制度,而柯氏推崇“修身”,强调本心之纯正,则可身修、家齐而国治,《周礼》由此转入“内圣”层面。如此,内圣与外王打···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与崔适的今文家言密不可分。在运动兴起之际,顾颉刚之所以敢于大胆地根据《说文》假设“禹是动物”,从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古史大论战,无疑是受到了崔适“禹之本义为虫名”之说的直接启发。此后,运动逐渐转向孔子与经学研究,顾颉刚、赵贞信、钱玄同、张西堂等则在崔适若干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索了孔子···
清初,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对象数易学进行了一次总结性批判,意图以此宣告象数易学的终结。至清中叶汉学复兴,一批汉学家重新研究汉易,使早已没落的汉代象数易学又响起强势回潮的涛声,其代表人物有惠栋、张惠言、焦循等。全面总结与强势回潮,勾稽了汉易象数之学在清初至清中叶的截然不同的际遇,描绘了清初至清中叶象数易学发···
若沿着“家国天下的关系”这一思想线索,就会发现《王风》诸篇恰好处在一个行将变革的时代转折点,不仅家国天下之间的关联在松动,国之为国的本义以及国所负有的天下之义也已然丧失。而《春秋》有着与《王风》相似的历史处境。在这个意义上,《诗》之降王为风,《春秋》之借始于文王正月,皆是出于天下之义的问题意识。进而可知,《黍离···
传承、守护文明是无法推脱的使命,归隐因此不够正当,出仕又面临诸多困难,言说辩论、书写著述就成为儒者实现平生之志的别样路径。以经典为核心构建的文化生活,使儒者更易产生对语言、文字的信任和崇敬,确认言说、书写的价值,儒者的著述意识由此被激发并不断成熟。
“宋明理学”这个概念,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比较有确定性的名称,代表了从11世纪至18世纪中国儒学的主流发展体系。“五四”以来,对理学的批评往往是出于对其核心思想的误解,虽然这种批判从主流上讲并非没有意义,但是批判的科学性应建立在对历史和哲学比较深入的理解上,否则这种批评经不起任何理论和历史的考验,也无法提升到高水平的人···
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其人格气质综合儒者、隐士与纵横家于一身,故其学驳杂。这样的孔明形象自有其吸引人的天资之美,但之于俗众没有教化的意义。宋儒通过予蜀汉以正统、守仁尽道、居敬行简、复兴礼乐这四个过程,重新建构了孔明的儒者形象,从而使其在俗众眼里具有普遍的教化意义,进而影响了后来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通俗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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