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易》的关系可以分为四种:一、孔子是否是《易》本经的作者;二、孔子是否学习过《易》;三、孔子是否为《易传》的作者;四、孔子是否传《易》。以上问题错综复杂,相互关联。本文重在探讨孔子是否学习过《易》,这是其他三个问题的前提。当然能够论证孔子是《易》本经、《易传》的作者的话,孔子是否学过《易》的问题也便迎刃···
以血缘为纽带,形成了“血统”;以学缘为纽带,形成了“学统”;以“斯文”“慧命”和“道”的传递为纽带,则形成了“道统”。这三统,远比通过强权建立且随时变易的“政统”或“势统”更强大,更持久,更深厚。
吴展良先生曾经发现:“许多学者研究朱子时,开头便问朱子思想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本体论的还是宇宙论的,是理一元论还是理气二元论,理先气后是逻辑上的先或是时间上的先等一系列‘哲学基本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这些问题不是不能讨论,这样的观点也不见得没有意义。”然而“只顾研究这些从未进入朱子头脑的西方哲学问题,或者用西···
佛教自魏晋时期传入中国以来,“自斋戒变为义学”[①]之后,迨至宋代,发展仍不减唐之高峰态势,特别是在内在超越和心性修养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对儒学发展构成巨大的挑战。如何回应此一挑战,从根源上消除佛教的影响力,这是宋代儒学当时发展一个重要课题。朱子作为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宋儒,自然对佛教采取辟驳之立场,以昭示儒家思想的···
道德直接关涉到人的存在,而非仅仅事为上的令人满意,这是《孟子》一书中隐含的大义。这种大义,乃孟子通过对道德所作的三个方面的辩正逐渐显现出来的,即一,道德与不道德之间并无中间状态,它们之间的区分是绝对的;二,道德非世俗的满意,道德决非乡原;三,道德自身即是目的,道德决不可以“利”言。在此辩正的基础上,把“义利之辨”···
经典文本的生命力存在于充满历史性的理解之中,罔顾理解的历史性而任意夸大理解主体(读者)自身的自由限度,必然会走向一种任意的独断。孔子不是苏格拉底,不能用苏格拉底式严谨的逻辑标准来强求孔子的人生经验总结,更不能把封建专制思想的源头归罪于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四十而不惑”章或真或伪,都无损于这一经典文本在延···
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中西交冲于西人的苦苦逼扼之下,而后是中国人为回应西人的逼来而审视西人,因审视西人而对比中西,因对比中西而变法图强。这个过程引来西人的“新学新艺”说富说强,直接冲击了中国的义理之学,其推论演绎又最终归咎于科举取士的不能应对世变。由此形成的是另一种非科举的理路,这种理路越出了此前一千多年里非议科举···
现存的语文学和经学研究,都是以文献考证和文本释读作为主要内容,但其对文献的董理和文本的理解,均受到实证科学观念的限制,因而举步维艰、解释乏力,很难对经典的现实性有所说明。要让古典文本产生更大的意义,就必须走出文献学的狭小视野,引入诠释学的理念,重新挖掘文本的深刻内涵,在诠释活动中,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文献所蕴含的···
冯友兰以觉解为视角,以人生意义为线索,重构传统美学领域的境界论,将其创造性地用于中国古代哲学的阐发。在此基础上,他做出了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划分,由此构成其后期人学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但是,其境界论背后依托的是新理学的实在论,在思想方法上又采用了西方哲学的概念分析,它们与中国古代境界论的基···
朱子一方面以源自《先天图》的“加一倍法”诠释《太极图》的整体象数结构,本于先天数理而赋予《太极图》以本于普遍天理的通贯性原理架构;另一方面以源自《太极图》第二圈阴阳互含结构的“交易”之法诠释《先天圆图》之成图,将阴阳对待互根之理注入其中,使《圆图》成为天理本体所蕴阴阳动静“错综无穷”之神妙特质的象数表征。
现代新儒家重建道统,形成多元道统观,而牟宗三是“哲学家道统观”的集大成者。他以“生命的学问”发挥道统之说,通过对儒家元典的创造性诠释和对宋明理学思想体系的重新梳理,以儒家德性之学为核心,借鉴康德哲学来建构儒家道德形上学,且道统、学统与政统三统并建,进而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型。
对阳明而言,“求理于心之外”意味着心与理的两分,而其更为实质的理论内涵则是对人性实在性的否定。与此相对,龙场悟道所确立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正是对人性实在性的直接肯定。进一步而言,在阳明那里,一方面经由“心即理”这一命题及其所关联的命题群组,对人性实在性进行了正面论证;另一方面,经由以“心外无X”为基本结构的相关命···
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在历史上被称之为“湖南人之性质”或“湖南人底精神”。湖湘“民性”与“士习”的渗透与融合,导致一大批兼有民性的强悍意志与士气的道义精神的湖湘士人群体崛起。本公众号将从“什么是人的'精神气质'”、"民性:湘人的气质之性"、"士气: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湖湘士人的二重文化基因及其组合"四个篇章依次推出朱汉民教授···
18世纪的理学官僚在政治与学术上相当活跃,且论学过从甚密。其经济之道根植于系统性的理学道德践履,旨在树立一种基于朱子学的教化与治理模式,由道德修为而进之于实学,由实学而发之于实政。另方面,理学官僚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实用主义态度审视门户异同之争,在推重阳明事功的同时,得以重新评价阳明学术的遗产。
儒家士人德教呈现出“异向同质”的双向道德主体间性的教化模式,即以儒家士人为中心展开的向上劝导为政者“内圣而外王”以推行善政和向下激发民众道德主体性以“一道德,同风俗”的双向教化模式,其本质均诉诸于行为主体发掘自身善性以成就德性来达到教化目的。
早期儒家对人性的讨论,不是诉诸抽象的理论语言,而是直观的类比。其中,相关于结构、运动和声音的类比,揭示了人性作为自然本能的意义;关于生长、制作与培育的类比,揭示了人性作为行动条件的意义。因此将儒家的人性学说称为“人性论”,主要来自研究者对理论语言的偏好,但未必能对儒家论性的意项提供切实说明。
从儒家理学“本体—功夫”范式到现代“伦理学”范式的演进中,中国近代伦理话语体系渐成雏形。概念、价值与方法的三重革新是中国近现代道德转型的历史背景。严复等人通过译介西学,开始了近代伦理话语概念的革新,为顺利地接引现代伦理学体系奠定了基础,“义利关系”的再检讨初步形成了近代伦理学价值体系。
王阳明的《大学》诠释在其心学思想体系中至关重要,这引起了日本著名阳明学者冈田武彦先生的高度重视。本文以王明阳的《大学》观为基础,依托相关文献,首先阐明冈田武彦对王阳明《大学》观内在嬗变的理解、检讨与反思;其次探究冈田武彦基于王阳明《大学》观所做出的思想开拓。
从历史看儒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儒学首先在春秋战国之际奠定了“学”的深厚根基,自西汉成为政治的主导思想之后,又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人文与乡土三位一体,官员一身而兼三任的社会格局。这在世界文明史中也是很特别的,它保证了统治阶层的不断的和平再生产;在社会内部实现了政治的机会平等,也在政治、人文与道德风俗及社会治理方面···
自孔孟以来,道德主体性与天命之间就一直存在紧张关系,影响着后世诸儒对此问题的解读。在对《孟子·尽心篇》首章的诠释上,朱子以普遍之理的预设为根基,依据《大学》条目,从认知角度呈现了一个由知到行、普遍的历时性进程,突出普遍天理对于现实生存的绝对优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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