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电视剧《清平乐》的热播,让从未在影视戏剧作品中当过主角的宋仁宗着实“火”了一把。
礼乐复兴首在城市,整顿人心也首在城市,如何礼乐,如何整顿,我看公共生活秩序、慈善公益、集体文娱、宗教社团及活动、文化社团及活动等等,此中莫不有礼有乐。若能这方面提升或做好,提升公民素养或人格,提升社会友爱与互助,提升人心的仁善与安乐,则善莫大焉。
“一人一票”的西式民主叙事和中国现实之间差距非常大,这样就会产生双向的焦虑,就是有所谓合法性的焦虑。当代中国的学者,政治学者,哲学学者,经济学者,社会学者都应该一起来努力,创造中国共产党体制的新叙事。这个新叙事恐怕要从我们的传统里来汲取养分,这个养分就是儒家的政治传统。
我觉得中国要想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中国共产党必须回归中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党的目标,既然这样,就得回归中国的传统。但理论要转型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就形成了这种自己说话自己都不信的别别扭扭的局面。先把理论给理顺了,这是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很多问题的症结都在这里。
中国从来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政教分离”,没有“政教分离”,当然也就没有“政教合一”,只有“政教一体”。中国“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一直用西方“政教合一”的历史经验来批判中国的政治传统,现在看来是误解了中国的传统政治,所以要真实地了解中国的政治传统,就必须对“政教一体”与“政教合一”这两个概念进行辨析。
应使儒学仍然成为中国人价值来源之一,提供给中国人做人的道理、人生的意义及处世的原则规范,乃至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类命运的基本态度。
陆九渊说学者多不明《孟子》“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章的首尾文义,然此“故”含义并非陆九渊所释的《庄子》“去知(智)与故”之“故”,孟子说的“则故”即“法本”之意而已,全章体现的只是孟子于自己“性善”论的反复宣说及坚信不移。以此观之,陆九渊精神精深而治学疏散。
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于孔子儒学有很多不同看法。在座的你我他,我们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位孔子,而我们心目中的那些孔子,他们彼此之间是不同的。孔子儒学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意义是什么?孔子儒学在今天的价值应该怎么看待?这就是我今天讲座的出发点。我们将从几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中国的慈善生态系统已经初步形成,自然、民间和政府三种力量分别建立起三种系统结构,三种系统结构叠加在一起,共同支配着中国慈善生态系统的运行。其中,自发秩序最为稳固,而且能够与其它秩序顺畅兼容;民间建构的组织结构最不健全,而且最为脆弱;政府的统合结构最完善,也最为强大。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各国都积极应对,但具体措施却各有不同。如果我们将这次疫情看作一场对国家的考验,东亚国家的答卷似乎比不少西方国家更胜一筹。
“虚君”在政理上拥有国家永久性的所有权,是古典政治精神,即“君主制”精神;“虚君”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力(议会)、行政权力(政府)与司法权力(法院),是现代政治精神,即“共和制”精神。这两种古今政治精神在“虚君共和制”中得到了有机结合,不能不说是一种古人(如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混合政体”。
乡贤文化的产生与儒家德治理想密切相关,是国家政教原则与乡村秩序结合的必然产物。乡贤文化的产生有赖于乡贤的客观存在,追溯其渊源则至迟西汉时期已经出现,均与其生存生活的地域有着紧密的亲和关系,并在长期的历史文化过程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围绕与汪沛合著的新书《正义层秩论:为何社会层秩对中国和世界如此重要》(Just Hierarchies:Why Social Hierarchies Matter i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贝淡宁介绍了源自儒家政治哲学的社会层秩及其在中国社会的应用,并以新冠疫情、中美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等问题为例,指出正义的层秩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全球事务的参···
近年来,宋朝突然在国产剧中存在感变强,形成了一股“大宋文艺复兴”。近日出版的两本新书,《宋仁宗:共治时代》和《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对此有颇为深刻乃至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述。界面文化邀请了这两本书的作者,共同探讨热播剧背后的宋朝政治文明,澄清长久以来我们对宋朝的种种偏见,并将话题延伸至欧洲中心主义···
天人合一不是完全的合一,它也有天人的相分,而且我们对天的定义不同,那么天人合一表述的理论范围也不一样,所以在整个天人互动的学术背景下,我们来考量中医的理论,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孟子的心性论是上通天道的,心性的工夫在觉知天道天德及天命之性,天道天德降命于性而性有仁义礼智并显发为“四心”之端(“四心”只是仁义礼智四性之端表端显)。“性”是与生俱有的,孟子就天言性,以性有仁义礼智等,仁义礼智等是“天之所予我”、“我固有之”,这是孟子“性善”论的基本逻辑与观念理路。
窃以为蒋庆先生的“三院制”设想是真正切入时代而有自己独立思考的大想法。你同意不同意没关系,质疑它在现时代没有实现的可能也没关系。但他的这一设想确实体现儒家通经致用的济世精神,而且富有理论创造性。单单这一点,我想蒋先生的其人其学,都将成为儒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笔,至少绝不会沦为历史笑柄的。
整个国家都处于完全隔离或半隔离状态,各级政府严格按照命令优先抗击新冠。几乎不存在对隐私或个人自主权利的担忧,最新技术就被应用在了抗击病毒的过程之中,如此强有力的措施使中国在几周内就遏制了病毒的传播。尽责的公民在很大程度上遵守了对隐私和自由的限制,因为他们具有儒家式的信念,相信政府在为公民的最大利益行事。
在现代人看来,宋朝是一个评价两极、让人有些“疑惑”的朝代。一方面,由北宋到南宋,江山不整、“积贫积弱”,历史的书写伴随着国仇家恨、仓皇北顾;一方面,两宋之际文化昌明、思想活跃,在士人政治与人文艺术诸领域都极富特色,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这样一个“弱势”的王朝,如何达到陈寅恪先生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
我所提出的“政治儒学”,正是这种体现当代儒家历史使命与时代抱负的新儒学,是对福山“历史终结论”与“五四”“民主拜物教”的儒学批判,亦即是建立在中华文明义理基础上既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质又体现人类普遍政治价值的中国式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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