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落实衡水学院与上海交大的合作协议,推进董学研究和人文学科创新性发展,2021-2022学年春季学期,衡水学院董子学院积极参与上海交大人文学院举办的“2022春秋学工作坊”讲学活动。活动由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董仲舒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上海春秋学研究共同体、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共同···
义学与书院是我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社会的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清代初期,义学与书院有着较为清楚的边界。随着时代发展,二者逐渐在组织、制度、模式、作用等方面呈现出不少相似之处,义学的书院化现象较为突出。清代义学的书院化模糊了义学与书院的边界,成为教育史研究中亟待重视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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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儒向平民推广过去贵族专享的姓氏,宋儒向平民普及父系祖先古老谱系的家谱以及祭祀的祠堂,都是以父亲为纽带将一代代本应相忘于江湖的人凝聚起来。父亲角色区别了人和禽兽,所以子不教父之过,因为他代表了文化这一方向。
直接简单用西式僧袍学位服,在当时来说也是节省成本的。但随着2003年之后汉服的兴起,尤其是这些年在社会上影响力的急剧扩大,是否有必要恢复汉服学位服,就成为摆在面前的一个问题了。中华文化当然具有包容性,但包容性并不是指要以丧失自我或自虐为代价。
欢迎国内各大院校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史、经学等相关学科在读硕、博士研究生踊跃投稿,积极参与。
本文旨在梳理中国近代法理学研究概况,考订中国古代法理学研究先驱王振先的生平及其《中国古代法理学》的出版情况。
王人博先生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是一本很难用通常学科分化的逻辑去定位的作品。作者本身的专业是宪法学,但无论是从书名、谈论的主题还是思考的广度和深度来看,这本书的抱负显然远远超越了法学学科的视野,而是深入到对中国1840年以来整个思想史的纵深处进行思考,所见及所思,都是涉及到古今中西交汇、碰撞和融合的大问题、大事···
在我看来,王人博先生《1840年以来的中国》最大的抱负就是要在法学,尤其是宪法学领域,接续“通孔的智慧”之一途,对经过法教义学洗礼的法学意识形态进行清理,恢复人在法律秩序中的思考主体性,恢复法学思考者的历史感和尊严。
在我看来,王人博先生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是“理解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这体现了作者治宪法的一贯思想——要理解中国宪法,必先要“理解中国”。读王人博先生的著作,需要尽可能从体系化的角度去理解。
天下观,是传统中国诸多核心观念在近代不断遭遇西方思想冲击中展开创造性转化的典型代表。它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剧烈冲击下被批判甚至解构,但其诸多核心内蕴或隐或显地被融入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概念形成和话语建构中,为之提供了文化认同根基、世界主义情怀和圆融现实路径。
一方面,政治冲突是在掌握社会权力的保守派本土中上层士绅与缺乏社会合法性的激进派外来中下层士绅之间展开的,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分配失衡是冲突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权力冲突的背后蕴含了深层的思想与价值冲突。
何炳棣先生说,治学当“选第一流的题目,做第一流的学问”。在八股学术和体制学术甚嚣尘上的当下,王人博先生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为我们树立了学术作为志业的标杆。
“杀身成仁”说中的评价逻辑并非是无条件的杀身即可称仁,而是当君子终身推行礼义之道,且在义命不可得兼的情况下能舍身守道,方可称仁。许仁是一种活化历史、关照当下、激励未来的孔门施教活动。
宋朝城市里的酒家可谓不计其数,不过可大体分为四类。一是没有酿酒权的城市酒店,北宋时,一般叫做“脚店”。脚店销售的酒,不能自酿,而是要向政府的酒务或有酿酒权的正店批发。《清明上河图》中,城外虹桥附近,就有一家“十千脚店”(“十千”其实是美酒的代称),高高的“彩楼欢门”特别引人注目。虽是脚店,但格调却不低档。
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古代中国的女性是否有财产权。
在时下关于家、家国关系、家国天下体系的阐释中,家的社会政治中心地位再次确立起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家国同构的建制,确实将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这是无须太多笔墨就可以确证的事情。而在现代视野中,家庭与国家的分立已经是一个常识:现代建国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在社会领域,家庭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
良知政治思想的核心重点,在于通过政教,以“复其心体之同然”。这其实就是蒋先生以“政治儒学”保证“心性儒学”之说的先声,所谓“先圣后圣,若合符节”。
本文主要以符号学的“内涵系统”及“元语言”为形式构架, 以西方现代诠释学的相关理论为充实性内容, 一方面以之消解“小学”和“史学”对经学文本的“语料化”和“史料化”, 另一方面以期重新阐释传统经学中的相关问题, 并进一步为经学思想和经学信仰的“恢复”开启新的可能性。
周敦颐提出“孔颜乐处”这一问题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具有“贯穿性”,随着理学的展开,“乐”从境界转化为“本体”,获得此乐的方式也更加的“简易”,此种变化与理学所要面对的人的生存处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而这也揭示出“孔颜乐处”本身的提出就与理学回应佛教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处理有关,正是汉唐经学在人的心灵安顿上的回应无法应对佛教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