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农历十月初三,周日晚,辅仁读书会(西政)总第234期诗经研读第8期在西政渝北校区敬业楼2002会议室进行。主讲人:黄柳瑕、吴珍珍;主持人:杨婷婷;指导教师:董卫国、徐冰。研习内容:《周南》之《兔罝》《芣苢》。
研一入学伊始,我们便要制定好研究生三年期间的培养计划。在选择所修课程时,除了按照学校要求选课外,我还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其中就有杜老师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专题研究》这门课程。
衣食乃人人之所需,它关乎性命与健康,更关乎礼制与德行。孔子把礼制思想贯穿于饮食之中,依礼而衣,非礼不衣,衣着得体;依礼而食,非礼不食,饮食有节。孔子通过衣食行为充分体现了尚礼、守礼的圣人风范,践行着儒家中庸思想和高尚仁德。孔子的衣食观是人们在新时代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和大健康的智慧源泉。
这本书不属于传统典章礼制研究的读本,而是一本关于古人日常生活的礼仪小书,全书围绕行住坐卧、言谈举止、衣冠服饰、迎来送往、宴飨婚嫁等几个部分,用图文、案例并用的方式,通俗的语言,呈现出了一幅幅古代日常生活仪礼图景。
龙在古代被誉为“鳞虫之长”(《说文解字》),具有神圣不可亵玩的特性,同时又为人们熟知和亲近。自我国石器时代起,龙的形象就存在,商周典型器物青铜器上亦有诸多龙的造型或局部装饰元素。
2010年东海《儒家:宗教性当弘扬,宗教化宜慎重》提到,有人问我为什么没有在《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上签名,我的回答是:“之所以没有签名,主要原因是对意见书中“政府宜尽快承认儒教的合法地位,赋予儒教与佛道回耶等宗教平等的身份”这一建议和要求别有考虑---不反对但也不支持。”
历史上的佛教徒之重视作为儒家经典文献的《中庸》,就是因为《中庸》之义理可以会通佛教之圆修境界,也就是说,至少北宋早期的佛教徒是把《中庸》作为一种圆教文本来认知的。这种认知直接影响了二程、朱子等理学家,最后由朱子完成了以“四书”为主要文本的圆教教化体系。同时,“小人之中庸也”这一章,更能凸显《中庸》作为圆教文本之内···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呜呼哀哉!自昨天得知李泽厚先生仙逝的噩耗,心情一直不能平静。先生是八十年代思想界的脉搏,我和千千万万同龄人一样,一直追寻着脉搏的每一次跳动,而每次拜读先生的文字,都为那广阔的视野、深邃的见解、优美的文笔所折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全盘接受先生的每一个观点。有感于先生的名作《漫说“西体中用”》···
由郭齐勇教授担任主编、欧阳祯人教授担任执行主编的《阳明学研究》第五辑、第六辑近期由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发行。该杂志为全国阳明学研究唯一的专业杂志。高端大气上档次。自2015年以来在海内外、社会各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中国哲学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心学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10月22日,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刘新文研究员做客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学与西学论坛”第四回,在知新楼A座1916为山大师生带来了题为“金岳霖问题——从逻辑的角度看”的学术报告。本场报告主持人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编辑部的邹晓东老师,设王文方、苏庆辉、荣立武、徐超四位点评人。
隋朝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结束了几百年来南北分治的局面,而且开始将南北文化融为一体,优势互补,从而为唐朝的文化繁荣,以及宋明时期中国文化的再生创造了条件。仅从儒学的发展情况看,享国短暂的隋朝虽然并没有最终完成南北儒学的统一,儒释道三教的融会与合一,但是,如果没有隋朝的短暂过渡及隋朝儒家学者的努···
《钱氏家训》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国王钱镠留给子孙的精神遗产。1924年,武肃王钱镠三十二代孙、安徽广德人钱文选纂修《钱氏家乘》,根据先祖武肃王八训和遗训总结归纳了钱氏家训。钱氏家训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为据,内容涵盖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四个方面,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思想行为做了全面的规···
郭嵩焘是晚清知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是一名颇有现代观念的传统士大夫。无论为官从政,还是为师从教,他都具有强烈的士大夫身份意识和一体化的政教关怀。作为对晚清政教危机的积极回应,他一方面继承发展了中国传统政教思想,试图从传统智慧中寻求经国怀远之略,另一方面又勤于考求西学和西政,试图从西方经验中寻求富强文明之道。
“其更新者潘公子韶,邑之令君也。”既言更新,则在此之前,原有县学,修建时间不详,但一定是在建县之后。同是1990年版《大冶县志》,其《教育篇》又称县学始建于政和六年(1116),不知所据为何。
20多年前,马勇应庞朴先生的邀约,参与其主持的四卷本《中国儒学》的编写工作,其中,第一卷《儒学简史》由马勇独立撰写,在30多万字的篇幅中,将三千年儒学史做了系统、概略、完整的描述,目的是让读者通过该书能够清楚儒学发展历史的整体框架。最近,该书的修订扩充版《中国儒学三千年》由孔学堂书局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道统论》,以道统为主线,梳理了自古至今中国三千年学术思想发展史。从问题入手,采用大历史和中西比较的视野,不仅能更深刻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学术思想,而且对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支撑,同样有重要价值。
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特征,与这个特征相对应,在思想界都有若干领军人物,他们肩抗大旗冲在前面,引领着千军万马,代表着那个年代,代表着那段精神。在中国哲学史界,上世纪20年代的胡适,40年代的冯友兰,60年代的侯外庐,皆是其例。上述人物的地位或有争议,但说李泽厚先生是80年代的代表人物,相信很少有不同的意见。
考察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采集意图,有利于将相隔三百年时空的“宋明理学”做一次同体观照。这种观照恰好是王阳明和朱熹就儒门内在“觉悟”圣道理趣根本上的相应、契合与内证功夫的体现。开掘并磨砺这一“觉悟大道”的实修路径与功夫,以期实现当代研究朱熹、王阳明学问方法和方向上转型。
“这些上帝或昊天上帝(五经中的上帝),都是孔子编撰圣经时对古籍概念的沿用。经过孔子之手,上帝已非人格神,而是与天道同义,可视为天道的形象化象征。这是圣经中昊天上帝的正义。其余解释皆非正义。”
客厅虽小小,人不满二百,然关注者不少。基本不邀人,也不愿踢人,希望各自珍惜。当然不是要诸君沉默寡言。沉默固可规避政治风险,却不足以建立道义形象,微群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相反,正言正语,多多益善。我是希望诸君言之有理,发而中节,和悦而诤。这也是微信群和思想界树立形象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