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疏:“王出迎牲之时,祝延尸向户外户牖之间,南面,后于是荐朝事八豆、八笾。王迎牲入庙,卿大夫赞币而从,牲丽于碑,王亲杀,大仆赞王牲事,取血以告杀,取毛以告纯,解而腥之为七体,荐于神坐讫,王以玉爵酌醴齐以献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齐以献尸。”
当下,复兴优秀传统文化正成为风潮,《诗经》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浪漫,常令人神往。本文指出,《诗经》之于广大国人,往往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它在中国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却不亚于《圣经》之于西方社会的那般重要。如《毛诗序》所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从夫妇之道起,使人得以理解社会人伦···
日本关西大学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吾妻重二先生是日本朱子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在“朱子家礼”领域成果卓著。2020年他的《朱子家礼宋本汇校》在中国出版,近期他又出版了《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他在本书后记中说:“本书是首次在中国出版,在日本尚未出版。”礼学研究如今渐成热门,《上海书评》约请本书责编对吾妻···
1472年,王阳明诞生于余姚并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如今的故居内,“少年立志”、“龙场悟道”、“主政庐陵南赣”、“征战西南边疆”、“王学传播”等大量事迹的陈列,让我们感悟到:正是姚江王氏家族忠孝礼义、读书养性、淡泊明志之风的世代传承,促使王阳明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并终成其德行兼备的高尚情操和文治武功的一生伟业。
民以食为天,饮食乃头等大事。“琴棋书画诗酒花,柴米油盐酱醋茶”,道尽了君子生活的雅和俗;而吃饭、品茗、饮酒,关乎人们的生活日常与交际层次,更兼有物质与精神双重文化属性,久而久之遂发展成为中国礼乐文明的重要内涵。古往今来,中国的饮食文化,既秉持中和之美、有礼有德,又于饮食之外、人情往来间、生活细微处,尽显君子之人···
唐代中晚期发展出来的新田制,经由五代延续至宋代,宋代罕见地没有在开国之初制定类似于“均田制”的田制,因此被认为是“田制不立”。后世所谓的宋代“田制不立”,首先不是指没有施行井田制,尽管宋代会有人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当时的土地制度不符合儒家理想。
文献与语言学研究关系密切。20世纪30年代起,钢和泰、汪荣宝、罗常培等先生就已经关注到敦煌文献中的语音问题,并利用其中汉藏对音材料开展语言学研究。其后的学者相继开展基于各类敦煌文献的西北汉语方言研究,成果斐然。在方言研究中,有学者偏重于各种语料文本,有学者从西洋传教士文献入手研究台州方言百年演变,有学者从元明清文···
中国传统礼治模式包含着“礼”和“法”的双重内涵,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古代“礼治”和“法治”在本质上都走向了人治。实际上,古代中国虽有“法治”之名,但其与现代社会治理中的“法治”迥然不同。前者是端赖君主智慧、德性、胸怀等个体理性的“法治”;后者则是一种基于平等、公平、公正等现代理念,试图以法律条文、法理逻辑、法制规范来替代···
华人世界的心理学,则应接续中华文化与哲学思想,面对现实处境,保持与其他学科对话,努力于继往开来,应是当前的方向。李泽厚的“情本体”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是当代新儒家或儒家心理学的一种可能性。本文试着以我为其思想所草拟的“四句教”(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情,度情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为纲要,介绍其内容。
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传统律典中的盗律,在看起来繁复杂乱的外在形式的背后,是试图通过养民、富民、教民、亲民的方式做到足食、厚德、敛欲,从而止盗、去刑,真正实现“治本”的内在价值追求。近现代刑法分类、编排各罪的标准由法益取代行为性质,外在表现形式改变的背后,是立法目的、立法任务乃至立法价值的变迁,由禁止某些性质的···
《诗经》描写的爱情、婚姻、家庭等主题反映了儒家礼乐教化传统中的夫妇伦理观念,婚前男女关系遵循匹配、感应、真诚、节制等原则,婚后夫妇关系遵循隆礼、齐家、葆爱、劝教等原则。这些价值观念可能仍然适用于现代夫妇伦理,但须进一步揭示其本体理据和实践工夫,以增强理论易代转化的普遍效力。
从《周易》到孔子有双重突破:一方面是从“巫”到“数理”的突破,另一方面是从“史”到“伦理”的突破,这是对“占卜感性”与“占卜理性”的双重超越,也终成“占卜德性”的升华。然而,数的“象化”与伦理的“感化”里面又包孕了“占卜感性”,而占卜的感性与理性二者始终是合一的,从而构成了中国人原始的“情理结构”,这是《周易》对华夏文明的深层巨大···
孔府又称圣府,是孔子的嫡系后代衍圣公居住的官邸,封建王朝为了更好的利用孔子的思想加强统治,不仅对孔子一再加封,对待孔子的后裔也是倍加优渥,不但加官进爵,而且还享受很多特权,两千多年年来孔氏家族经久不衰,兴旺发达,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家”。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又来了好多位新朋友,这说明我们的活动取得了大家的认可与支持,在此我代表书院,向各位同道、各位老师,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上周六在这里,举行了慢庐经典读书会——《论语》通讲的启动仪式,《论语》首讲是非常成功的,这也证明我们的活动形式基本上符合大家对于文化的一种需求。
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为始,治国平天下为终。同时,格致诚正为本,为内圣功夫;齐治平为末,为外王功夫。内外功夫归结于修身。修身是功夫论和本体论的统一,所有人所有事业的根本。修身,不仅要在红尘中修,在一般事上修,更要具体落实到格致诚正齐治平七个条目、三大实践中去,修身济世相辅相成。
将孔子针对于人所提出的“上”与“次”这一道德人格类型划分,混同于其关于“知”之范畴或内涵的划分,对于孔子原意而言,实属额外添加或溢出,不过是王守仁的创造性曲解。后儒如此划分与释义,虽然在道德探索方面有其思想进步意义,甚至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误读,但这是以后人的认识加诸孔子,属于断章取义。
英奇有餘.史識史才.天下景從.故國招魂.雖賓四夷.求道乎諾,時正不測.知幾知勢.萬方爭睹.新邦顯魄.未宗三教.論學也思。
他对儒学的肯定,也是以现代价值为视角和标准。这些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不能说没有学术贡献,但今天看来,已经远远不够了。余英时先生的逝世标志着五四一代与我们渐行渐远。他们值得尊敬,值得缅怀,但时代将在一种与他们的期待不尽相同的方式发展前行。
这些冷漠怯懦的马邦人是可耻的,但根本罪责在上,在上层建筑和特权阶级。斯民也,三代可以直道而行,历代也曾十分优秀,也曾英雄豪杰辈出,正人君子无数,为什么到了马家时代,纷纷成了蠢货、贱类和懦夫了呢?毫无疑问,这是拜半个多世纪空前严酷、背天逆理的极权政治所赐!
据《东京梦华录》“防火”条记载,汴梁城内的街巷,每隔三百步设一所“军巡铺屋”,每所铺屋置“铺兵”五人,负责“夜间巡警”。又在城中高处修建“望火楼”,“楼上有人瞭望”,楼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还有“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等消防设备。一发现哪处起火,马上驰报,潜火兵即刻出动,“汲水扑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