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无法维持民主,这一点儿都不令人感到吃惊。
最近几日,山东大学因为“一个留学生配三个校内学生,且校内参与学生以女生为主”[1]的“学伴制度”(Buddy Program)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儒家邮报
以文化提升个体生命,浸润个体心灵。2019年7月12—13日,华东师范大学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于2019年“古典教育传统与立德树人”暑期学校做《<中庸>的教化》系列讲座。参加本次暑期学校的全国各高校的百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及本科生学员参加了讲座。
现代立国之道有赖于对传统宪制要素的激活和扩展。与既有社会之民情、道德、礼俗相悖、乃至敌对的宪制模式,不会生成秩序性的生命活力,相反会造成整体社会的紊乱动荡。在深受诸种现代意识形态纷扰的转型中国,具有纵深视野地透视治体代兴,深入提炼我们的宪制传统,将是共和政治走向心智成熟的必经之道。
礼的历史发源有“巫祭之源”与“情俗之根”两端。中国礼乐文明之所以具有“情理合一”的大智慧,恰恰是源于这样的历史实情:礼来自于巫术的理性化,经由了祭祀的中介,但其中亦留了情;礼来自于民俗的规仪化,经过了乐的环节,但其中亦有了情,这才塑造了中国人至今具有的那种“情理结构”。
贤能政治的话语在中国并不新鲜,但在不同时代及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视域里却常常迥然不同,特别是当西方学者以汉语的方式参与这个话题时,贤能政治话语讨论中的视域差异与概念转换,就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比较政治学问题。
历代正统王朝的皇帝中(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军阀头子不计在内),朱元璋是我最厌恶的帝王之一(另一个是清代的乾隆)。
早在先秦时期,和合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理念,被认为是世界万物存在和发展的原则。秉承周文遗产而生的先秦儒家,特别强调社会秩序的和合、人际关系的和谐、诸侯之间的和平。礼作为周文的核心内容,在先秦儒家的视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几乎重要的先秦儒家都以礼的言说来建构他们所追求的社会秩序。换言之,先秦儒家所追求的社会···
德性美学与才性美学是牟宗三生命美学的两翼。前者属于其形上维度,后者属于其形下维度,两者共同构成牟宗三人格美学的完整体系。
《周易》的人文本涵之一,是巫性“时”问题。《周易》的时间意识理念,具有独特而深邃的人文素质,成为中国哲学的人文根源。
浙江与安徽,山相依、水相连,长兴和广德、临安与绩溪毗邻,发源于休宁的新安江经淳安至建德与兰江汇合成为钱塘江干流。两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形成了两种相互联结的地域文化形态——浙学与徽学。
事死固当优于事生,盖饰终之礼,本诸恒情而已矣。
在中国古代农村中,乡贤起到了建设乡里、弘扬礼义的作用。他们或以学问文章,或以品行高尚闻名。有的人从乡村走上仕途,退休后又回到乡村,反哺桑梓,温暖故土。
“家”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但是在现代社会,随着拒绝婚姻的人越来越多,离婚率越来越高,单亲家庭现象普遍增多,以及各种性取向合法化,人们不免哀叹“家”正在走向衰落。
在程颢之前,“天理”具有自然、天命、道德等含义。为了批判佛老、复兴儒学,程颢对“天理”古义进行了改造。
生态美学以建设世界万物宜居、美好的生存家园为研究出发点,以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环境整体为研究对象,倡导一种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和谐与生命互动。
《诗经》是周代典礼活动中用于歌唱的音乐文本,其乐歌属性已成为普遍的共识。近年来,学者们试图通过《诗经》文本中遗存的相关歌唱信息,来考察《诗经》歌唱形态以及周代诗乐制度等问题,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突破。
“百年儒学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牟宗三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13日在烟台举行,以纪念牟宗三诞辰110周年为契机,以“牟宗三与中华文化的重建”为主题,旨在以新的学术视野对牟宗三的学术思想进行深入研讨和发掘,阐发牟宗三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文化重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共同探讨儒学的今后走向和时代意义。
共和已經成功,猶呼自由民主法制,願先生精神不朽。四統尚未會通,乃思原道演易探玄,幸后昆矢志笃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