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伟大的,不然,中华文明凭什么领先世界几千年,日韩至今沿用深刻的儒家思想,也传承了中国古代的礼仪风貌。儒家、墨家都是伟大思想体系,各种流派在历史中不断演变,影响着历史进程和文明进化。
节日虽然与人有根本的联系,却基本上是超人为的。从其本性(第一来源)上讲,节日是不可规定的,不可强迫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规定者与被规定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主体与客体、观念理性与感官欲望……那里都没有真正的节日。节日是生命节奏与命运感受相交和而生发出的赞歌:它们是追忆之歌,又是希望之歌,也是及时行乐、忘怀得失之···
“亲亲相隐”在现代的争论其实显示了传统与现代两种价值秩序之间的张力,显示了现代个体主义生命观与儒家生生不息的生命观之间的巨大矛盾。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看似只涉及“亲亲相隐”是否公允,其实关乎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是否依然具有生命力的问题。
从孔子开始,历代儒者不断阐发礼乐的内在精神,如仁、孝、义、情、恭、敬、让、中、和等。有价值基础、内在精神与完美形式的礼乐,其目标是培养道德,提升人格,内外交修,修己治人。当今礼乐的复兴要把握礼乐的价值和精神,防止流于形式的繁复和奢侈而丧失其精义,这样才能更好发挥礼乐的效能。
这篇“国粹多是国渣“,李零教授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中国是个大杂烩,说到底是个空篓子。可能李零教授所看到的“三古”本来就是如此。庸俗的实用主义与虚无的拿来主义,从来大抵是配在一起的两种元素。如此说来,李零教授在《我读论语》中说有些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以为他会不会在反其道而行之。
风俗习惯并非随时随地适应顺遂于任何人,可以说,之所以是风俗习惯,就在于它在执行过程中,会裁抑个人的行为和情感,这种裁抑是强迫性的,且从未停止。这正是风俗习惯的价值,简单说,就是取大多数之宜,方便大多数。
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和辨析告子与孟子的对话,澄清他们的概念与譬喻的含义,会发现告子对于人性的表述是一个层层递进、内在统一的论证体系。虽然告子与孟子的人性学说不相一致,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无论从双方论辩的内容还是形式来看,告子都是孟子的一个合适的对话者。
王船山易学虽然属于义理派,但他提出了“占学一理”思想,试图以此统一象数与义理二者。前人的研究大多只是描述船山“占学一理”思想的要素特征,并没有从内在义理上给出一个融贯的解释。笔者试图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占学一理”思想背后更深的哲学诉求,并指出船山“占学一理”之论的目的表面来看仅仅是为了防止《周易》流为渎乱之书,站···
朱子在《大学章句》中,将“止于至善”之“至善”界定为“事理当然之极”,强调“事”的重要性和人“做事”的当然性,从而在本体层面为世间万事提供了形而上的根据和理由,反映了朱子肯定政治社会和人的社会属性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政治哲学意义。佛老及现代思想潜含着将人“抽离”社会、去除人的社会性的危险,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松弛和伦理规范的···
康有为在近代倡导大开智学以与西方列强斗智,并在大同建构中强调智教,并设立奖智来防止社会退化。他对智的系统提升,为当时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变革性的因素,而以仁智并举来改造传统儒学,使儒学在价值理念上重视智在“人道进化”上的动力作用,无疑切中了传统儒学对社会发展动力关注不够的缺失。
经学元典在处理诸卿次序时,往往给司空留以末位。对比之下,《礼记·王制》前置司空的现象十分特别。其原因在于,《王制》要通过司空、司徒、司寇的排序,来突出官职职守在制度建设中的递进次第。这种对次第的重视,反映了《王制》职官部分特别关注“制度生成”的特点。这一特点,不仅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王制》的性质、地位,更能启发···
梁漱溟受激于中国近代社会之颓势,以救亡图存为目标致力于学术研究。他以东方文化为根,又能出入中西,客观地审视各种文化的优缺点,形成了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
先生更以易之变易、不易精神,收摄佛学的无常变易之法,并以易学为宗,平章儒家的汉学与宋学。面对经、史、子、集,则以经学收摄子学,包括道家的观变之学,以及名家等说。其学问论述可谓包括极广、思蕴极深,对于儒学与当代思潮的接轨有着重大贡献,后学牟宗三即接续之,影响甚巨。熊先生对于易学的现代化,可谓化腐朽为神奇,重新开···
《荀子·解蔽》篇最后一段的“周而成,泄而败”当训为“周之成,泄之败”,指的是赞成堵塞言路,反对开通言路;“宣而成,隐而败”当释为“宣之成,堰之败”,指的是赞成开通言路,反对堵塞言路。逸《诗》“狐狸而苍”之“苍”当读为“跄”,意为起舞的样子。视《荀子·解蔽》篇最后一段为《君道》篇或《正论》篇的错简都不可信。
张祥龙先生的现象学儒学就具有双重的思想史意义:一方面,它为现象学的中国化或汉语现象学的建立开辟了一条可能之路;另一方面,它也为传统儒学的当代转换打开了一种新的可能。但同时,究竟是“亲亲为大”还是“时间为大”,也将构成现象学儒学或亲亲现象学内部的可能张力。
《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一书通过现象学的时间观对权力传承进行了新颖独到的论述。透过它所拓展的视野,我们看到权力传承首先是一个原本的时间问题;法家政治将权力实体化、绝对化、现在时化,这种传承几乎是注定要失败的;儒家基于亲子间的原本时间-意义关系,通过礼乐教化来兴发、维持权力传承,这是它破除和取代法家权力···
现象学时间视野有助于理解儒家的亲亲仁道,却不一定会陷入以时间性来替换亲亲源头的危险,因为这种时间视野比胡塞尔、海德格尔甚至列维那斯的时间观都更彻底地摆脱了个体主义的干扰。而且,这种三时相互补对生的时间观在《周易》的阴阳时间中,获得了更有质感的家庭化的特征,以至于时间与亲亲相互贯通了起来。权力现象学可以解释秦国···
形而中学并非西方哲学意义下的“形而上学”,它居于道器之间,通过修养工夫使天道落实到生命实践之中,并开出道德、艺术、宗教、知识等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根本性的差异。形而中学有经典的依据,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认同与阐释,对于中国文化和儒学的传承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利用“解释学循环”理论来考察和评论戴震的哲学方法论,学界已有之阐述还存在层次不明和理解偏失的问题。通过梳理和区分“解释学循环”的三重含义,以此对照考察戴震的哲学方法论论述,可知其一方面有与现代哲学解释学相通的地方,另一方面亦有自身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对比,戴震哲学方法论的合理价值、独有特色及其不足,亦得以明···
“王道”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在先秦以来古文献中时常出现。该词的本义应当是指“先王之道”,所谓先王包括古先王、周王等在内;由于先王之道的理想性,王道到战国时已引申为可指一切理想意义上的为王之道。王道的内容可从外延与内涵两方面看。从外延看,王道与霸道相对;从内涵看,王道指治道,包括推行公道、仁爱百姓、整齐人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