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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海军作者简介:曾海军,男,西元一九七六年生,湖南平江人,中山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四川大学哲学系《切磋集》系列书系主编,著有《神明易道:〈周易•系辞〉解释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诸子时代的秩序追寻——晚周哲学论集》(巴蜀书社2017年)。 |
曾海军 主编《切磋(乙巳集)》出版

书名:《切磋(乙巳集)》
作者:曾海军 主编,吴瑶 执行主编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10月
【简介】
由四川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切磋(乙巳集)》,于2026年10月在四川大学出版社顺利出版。《切磋集》为做儒家学问的师生提供一个切磋思想成果的平台,收录四川大学哲学系儒家研究方向的师友论文,2010年以来已出版十集。此次出版的《切磋(乙巳集)》由曾海军老师担任主编,吴瑶老师担任执行主编,一共收录儒家哲学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十五篇和一篇讨论稿。
【主编简介】
曾海军,男,1976年生,湖南平江人,哲学博士,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以儒家哲学和晚周诸子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主编“切磋”系列论文集,出版专著《诸子时代的秩序追寻——晚周哲学论集》(巴蜀书社,2017年)、《诸子的生活世界》(四川辞书出版社,2018年),点校《宋元孝经学五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鸢飞鱼跃:〈四书〉经典导读》(四川大学出版社,2026年),《独尊儒术前夕的思想争锋:汉初“前经学时代”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以“民”之名:晚周诸子的哲学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6年),《经学原理与哲学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26年)。
【目录】
特稿
王夫之《诗》旨观中的言志与达情………张学智(3 )
先秦儒学研究专题
《缁衣》小考
——以“传本”与“简本”间的主要差异比较为中心
………………………………………………………高小強(15 )
孔孟之间…………………………………………丁纪(27)
不诚何以无物
——从“心外无物''论起………………………曾海军(68)
无不可说,不说;不消说,难说
——孔门言语观发微…………………………王明华(85)
立爱自亲:论一本之爱………………………范恺歌(123)
解蔽与圣功:《周易》蒙卦“蒙以养正”新诠
………………………………………………………王超平(135)
宋明理学专题
从“先识仁”看张横渠与程明道致知工夫的互动与分歧
…………………………………………………………吴瑶(155)
伊川“卦才”辨微……………………………………柯胜(175)
二程“中”论
——以其“中庸” “中和”思想为中心…………邓晓可(198)
“当死而死”:刘載山之殉节及其思想抉微
…………………………………………………………王羿龙(224)
朱子论“思无邪”《论语集注》所见之《诗》旨
…………………………………………………………谢鹏飞(242)
道何以“一贯”
——以朱子的“道贯虚实”为中心……………彭朝仪(266)
道学与学统
——朱子道统说新论…………………………...王宇涵(288)
论朱子读书法的哲学意涵
—— 以"读书是格物一事”为中心…………..王才文(325)
《切磋》讨论专题
《隐逸之间》讨论稿 ……………………….......(347)
【提要】
特稿
王夫之《诗》旨观中的言志与达情
张学智
《诗广传》是王夫之读《诗》时记录下的杂感文字,多借诗中事项 发挥他关于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各方面的见解,其中多论及社会伦 理、士人的精神修养。本文简要论述王夫之在《毛诗序》、郑笺及朱熹《诗集传》的基础上,对《诗》宗旨特别是其中“言志”与“达情”的主要看法。
学术论文
《缁衣》小考
——以“传本”与“简本”间的主要差异比较为中心
高小强
《诗·郑风·缁衣》:“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缁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所谓缁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程子曰:席有安舒之义。服称其德则安舒也。旧说,郑桓公、武公,相继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周人爱之,故作是诗。另据载,郑国开国之君桓公为周幽王时的司徒,他的儿子武公则为周平王时的司徒。因此,唐代司马贞在《史记》 索隐的《郑世家》“述赞”中说:“厉王之子,得封于郑,代职司徒,《缁衣》在咏。”孔颖达亦讲,郑武公、桓公父子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郑人善之,愿君久留郑国,服此缁衣,衣服败破,则又作新衣以授之,故以歌此诗,是好贤之诗也。诗人以《缁衣》为《郑风》之首,故云“好贤如《缁衣》”也。
孔孟之间
丁 纪
孟子受孔子全方位之影响,仅就援引一端以观,则《孟子》之书,凡明引孔子之言三十八条,其载于《论语》者十四条,又,暗引二十五条以上,论孔子之事者二十二条,以“君子”称孔子者十六条,以“圣人”称孔子者十二条,盖比比矣。进而观之,孟子学说之数大要点,如其仁义说、性善说、养气说以及知言说等等,程朱往往皆以“扩前圣所未发”加以称誉者,然细论之,此等固非不为孟子大有功于圣人在,而亦莫非阐孔子之道蕴、发孔子之言旨而有者,最见其愿学、私淑之志也。
不诚何以无物
——从“心外无物”论起
曾海军
《中庸》有云:“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朱子注曰:“言诚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当自行也。”以天道与人道分别而论,一方面“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故必得是理,然后有是物”,另一方面“人之心一有不实,则虽有所为亦如无有”。自天道而言,物在终始之间无有不诚,诚者无外,故不诚则无物可言。天道意义上的不诚,仅在表达一种逻辑上的无物而已。自人道而言,人心有诚有不诚,不诚之时则虽有所为也如没做一般,亦即不是诚心诚意的,事情做了等于没做。天道与人道分开而言,都不难理解,只是人之诚与物之存到底如何发生关联。换句话说,诚作为一种具有本体地位的观念,如何关系着万物的真实性存在。朱子又说,“盖人之心能无不实,乃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无不行矣”。心能自成而无不实,而道之在人自无不行,也就意味着人之诚关乎外物的真实性,道才可能无不行。“诚”作为一种本体观念,不仅关乎事情的真实性,也关乎万物的真实性。借用阳明所谓“心外无物” 来表达,心外之物的问题不只是意义建构上的,同时也是存在论上的。
无不可说,不说;不消说,难说
——孔门言语观发微
王明华
早年冯友兰谈哲学方法,以为无“不可说”,必说之方是哲学,绝无直觉、证悟之地位。熊伟作《说,可说;不可说,不说》驳之,指出“无”“不可说”,必忘言、无言可及,致力于维护直觉方法。中年冯氏以“负底方法”回应,承认“不可说”内涵于哲学,然仍坚持逻辑分析法。因冯氏于说“不可说”后,归于哲学神秘主义,故其对“不可说” 之“说”,未臻于十足肯定。但若本体上回归“实理”,不以空无、共相扰乱之,则必以无不“可说”开端,探究孔门如何说“不可说”。孔门说“不可说”,分不说、可不说与必可说:不说此“不可说”,必是“非 理之正”,如怪与神;可不说此“不可说”,只是不消说得,不待言而自显,重在躬行实践;必可说此“不可说”,难说亦必说之,不得藏头不说,重在学问思辨。异端之学主静默、重觉悟,故求内心、废讲论,非圣人尚辞之教也。
立爱自亲:论一本之爱
范恺歌
儒家“爱有差等”说最著名的表达,当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统而言之,君子无不爱。分而言之,于物则爱之,“爱之而弗仁”;于民则仁之,“仁之而弗亲”;于亲则亲之:此之谓差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次序,即实现此差等之爱之唯一路径。朱子引程子“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于民则可,于物则不可。统而言之则皆仁,分而言之则有序”,爱之差别、有序两义阐发无余。然,“何以有是差等?”尹和靖曰:“一本故也,无伪也。”尹氏 “一本”之说,承自《孟子》“墨者夷之”章“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一语。儒家差等之爱尤为重大的第三义——立本义正由此章显明。
解蔽与圣功:《周易》蒙卦“蒙以养正”新诠
王超平
蒙卦是《周易》第四卦,其中所蕴含的启蒙与教化的内涵一直备受关注,如金景芳和吕绍纲先生认为“蒙卦所强调的是如何启蒙,如何教育的问题”。同时蒙卦中所涉及蒙昧者和教化者这一对主体,也阐释了政治教化的内容。在具体方法层面,《彖传》曰:“蒙以养正,圣功也。”孔颖达疏曰:“能以蒙昧隐默自养正道,乃成至圣之功。”是谓在蒙昧隐微之中涵养正道,是为成圣之功,强调自身的修养。而王弼在注卦辞“利贞”时云:“蒙之所利,乃利正也,夫明莫若圣,昧莫若蒙, 蒙以养正,乃圣功也,然则养正以明,失其道矣。”贞者,正也,故曰“利正”,王弼因此将其《彖传》“蒙以养正”相联系,并进一步解释称,圣者为明,而蒙者昏昧,蒙昧者求于开导者,最终导向“利贞” 这一结果,是以先觉觉后觉。王弼对“圣功”的理解并非指作圣、成圣的历程,而是说这一启蒙的过程即圣人之功,因此“蒙以养正”可以理解为要以“蒙”的方法养正,而并非以“明”。这固然可以体现出王弼近乎“绝圣弃知”的玄学立场,不过他同时需要回应对“圣功”意涵的理解,因此并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为对启蒙的否定。
宋明理学专题
从“先识仁”看张横渠与程明道致知工夫的互动与分歧
吴 瑶
在二程之间,横渠与明道的学问互动明显多于伊川,一方面是因为 横渠更加服膺明道之学,例如横渠言“昔尝谓伯淳优于正叔,今见之果然”,另一方面是彼时明道在学问上处于主导地位,伊川是在明道过 世以后才更多地展现出不同于明道的哲学创构。因此,横渠与二程的学问互动实则更多地表现为横渠与明道之间的思想交锋。其中,二者就致 知工夫发生过不同程度的直接交流和相互影响,以此,本文以致知工夫为焦点,从明道“先识仁”的工夫出发,呈现横渠与明道围绕致知工夫展开的学问互动,以把握二者思想之间的关系和异同。
伊川“卦才”辨微
柯胜
伊川批评“王弼注《易》,元不见道,但却以老、庄之意解说而已”。执守天道、发挥能动性是理学思想的必然要求。伊川的“卦才”观念突破了王弼置六爻于“卦时”一统下的被动,“卦才”作为他“易学”思想的重要概念,在义理和诠释两方面都开出了新路径。“材、德、能”三方面围绕“天理”核心,构建了自洽圆融、不同于此前玄学观的理学义理派,对后世的易学研究,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性和启发性。
二程“中”论
——以其“中庸”“中和”思想为中心
邓晓可
二程子继承与发扬了经典中关于“中”的思想,从天道、人道之一贯上阐明“中”的根本义理,探寻其天理、人心上的根源,并依此阐发了实现“中”的途径及其对现实的人的意义。本文尝试以二程关于“中庸”与“中和”的论说为中心,阐明“中”的含义,回答人为什么会有“中”的观念等问题;亦尝试通过二程的思想,呈现出我们每一个当下的人由本然、自然到主动、自觉地寻求“中”时能够依凭的内在资源。
“当死而死”:刘蕺山之殉节及其思想抉微
王羿龙
明清易代之际,士人殉节逐渐衍化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既表现为殉节人数增多、殉节者身份由士大夫向“普天臣子,皆当致死”的普遍性转化的倾向,同时也意味着它必将激起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问题和讨论。以自杀的方式殉节固然壮烈,但在经受褒扬的同时,亦不免被时人或后人讥为“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与当时的士风、学风固不无关联,然而,因未当其时其位,这种指责亦往往过于轻率而苟且。殉节者以超乎常人的决绝的勇气与毅力奔赴死亡,既或已经历过周慎的思考,就不应再以如此苛责的眼光加以审视。因此,虽不必然是因循褒扬与称赞之旧论,但体贴于具体的情势及殉节当时的思绪,对于研究者而言仍然是必要的。
朱子论“思无邪”
——《论语集注》所见之《诗》旨
谢鹏飞
朱子认为“思无邪”并不是说“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而是指向“我以无邪之思读之”。这也照应朱子在《论语集注》中对“思无邪”的注解:“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感发”与“惩创”都是就读诗者而言。这一“扭转”蕴含着朱子对“思无邪”的整体解读。朱子对“思无邪”的整体解读可以依照这三个层面展开:“一言以蔽之”的“思无邪”为一篇、一句之“思无邪”立定基础与规模;《关雎》一篇不出“思无邪”之本旨,又将“思无邪”的意涵在情性与方面作延伸与发挥,成为朱子注所谓“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之义的具体体现;“唐棣之华”的诗句虽是“思有邪”的体现,但孔子所言正指出以“思”致“无邪”的路径,可见“思无邪”之具体达成。
道何以“一贯”
——以朱子的“道贯虚实”为中心
彭朝仪
朱子对“虚实”的使用是非常灵活的,但要之,无非从两个层面来说,从存有层来论,“实”即实有、充实、圆满的正面义, 而“虚”则是一种虚妄无根的负面义,从作用层来论,“虚”是虚明、灵妙的正面义,“实”则是一种为私欲杂扰所限的负面义,而所谓“道贯虚实”,即是言朱子以儒家存有层和作用层兼具,并突出虚以见实、由虚以求实。
道学与学统
——朱子道统说新论
王宇涵
一些模糊不同立说心态乃至混同圣、贤的观点存在,恐怕原因正在于这些区分对现代而言并不重要,然而对朱子而言本非如此;取代了道统说的学术史观念,同样未必足够支撑我们精准描画朱子建立道统说之心态。重思朱子道统说兼具的超越与历史维度之关联,我们或许可以收获对道统说原有“学术史”意义更好的理解;这一理解又可以支撑我们趋近朱子立说心态之原貌。
论朱子读书法的哲学意涵
——以“读书是格物一事”为中心
王才文
“格物”这一活动,由“物”到“意”再到“心体”的实现,表现为一个由表及里逐渐深入的过程,最终以形上之“理”为终极旨归。朱子以“圣人之心”为格致体察的对象,既推证天理实相,更促使其在历史生成中转化为日新之理。朱子读书法以“格物”统合心性修养与形上追求,彰显出思想开放性与创生性特质,对中国哲学当代学术建构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切磋》讨论专题
《隐逸之间》讨论稿
唐文明:我觉得应该将陶渊明定位为隐者,但他又有很强烈的儒家关切,并且把孔子作为恢复世界真淳的努力的最后一环。这些和一般的道家也不太一样,至少在老庄的思想中,是不是会同样这么做并不那么清楚,而陶渊明是明确把孔子作为大道沦丧之前的最后一个人物。如果说是“儒门内的陶渊明”,他的确有时仍然会有儒家的一面。如果能接受“孔子是大道的最后一环”“孔子之后道丧”这种结合了儒家的观念,并且儒门也能接受这个观念,那么说他是“儒门内的陶渊明”就成立。我在逐步研究中,发现了《饮酒》 诗——特别是前四首——有严密的逻辑次序,环环相扣。第一首讲“达人”;第二首讲司马迁,而司马迁的感应论的天道观根据是孔子,《伯夷列传》结尾也是引用孔子的话,都是落在孔子;第三首“道丧向千载”,按照我的分析,“千载”恰恰是从孔子去世算起将近一千年,孔子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第四首,我的解读认为“栖栖失群鸟”是陶渊明对《论语》中“长沮、桀溺”故事的重写与改写。他把孔子想象成一只鸟, 并假想了孔子归隐。一位纯粹的儒者肯定不能接受孔子归隐。孔子一生积极改变天下,晚年退而修《诗》《书》,作《春秋》,依然有很强的公共关切,不可能归隐。但在我的解读下,陶渊明认为孔子归隐了。我觉得这是支持我看法的最强证据,《饮酒》前四首的解读是关键,后面的解读有些细节呼应了前面的观点,但对《饮酒》前四首的解读是核心。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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