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秩序的建构的原理来讲,儒家必然要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进行社会治理,有统一的价值观是必要的,但在制度设计上,则要允许各地有多元化的探索。以前顾炎武等人提出“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就是看到了广土众民的状况下摸索地方独特的秩序体系的可能性的问题。这是我比较认同的理念。
面对中国思想传统,西方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而且单线的、非辩证逻辑的内在性解读方案。而要改变这种情况,还需未来的汉学家更加努力贴合于中国思想及其文本。
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复兴,一方面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另一方面还有很多实质性、技术性的问题亟待解决。从100年前的五四到今天,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认同一个观点——一个文明的国家、文明的民族不能够跟自己的传统决裂。正因为如此,这些问题才特别值得关注,这也是我们做《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发展报告2018》的一个初衷。
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畅销书作家,吴钩多年来致力于宋代生活史、社会史与政法史的研究,主张“重新发现宋朝”“重新阐释传统”,那么在他眼里,宋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朝代,宋之风雅是否还能复现?
在中国历史中,士大夫是社会的精英人群,他们主导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主流文化和主流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士大夫精神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之路上,长期涵养而成的高贵品质。什么样的人叫士大夫?士大夫精神始于何时?士大夫的基本品格是什么?士大夫精神有哪些历史贡献?我们可以从中得到···
这篇访谈式演讲的讲词,是顺着访谈者拟订的三道九节之书面提问,来进行答问。因为我已高年,又在养病,唯恐言语不周,答问失旨,所以特别把答话写下来,以便顺着稿子讲下去。这样可以避免出错。我常说,我是在时代大风浪中飘落台海,孑然一身,无依无靠。承蒙上苍不弃,使我得以亲近大师,问学求道,而稍有小成。
今年是我国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王船山诞辰400周年。王船山故里湖南衡阳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宣传船山思想、讲好船山故事、擦亮船山品牌。2019年5月30日上午,“中国(衡阳)船山书院文化旅游周”在衡阳东洲岛开幕。湖南省船山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船山研究中心主任朱迪光出席了开幕式,并围绕“船山书院的文脉···
今年是我国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王船山诞辰400周年。王船山故里湖南衡阳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宣传船山思想、讲好船山故事、擦亮船山品牌。2019年5月30日上午,“中国(衡阳)船山书院文化旅游周”在衡阳东洲岛开幕。
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所在,可它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根本没有位置,史学、子学、文学,还勉强可以在文史哲等学科中体现一二,但是经学的传统中断了。所以我们设立国学学科,很大程度上,是想重振经学,并由此带动整个中国人文学的重建。
我们经常把自由、民主合在一起说,但其实自由与民主是两个不同的成分,我批评的更多是民主这个成分。而自由这个成分,我觉得是西方对人类文明的一个贡献,在这一点上,儒家并没有提出自己的一套说法。
讨论儒家经典能不能开新的问题,实际是在说儒家能否有足够的思想资源应对现代性。应对现代性的挑战,是我们现在研究儒学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什么样的现代性才适合中国的?是欧美人倡导的现代性还是别有可能的多元现代性?因
就政治社会的功能而言,国学可以凝聚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凝聚人心,增强民族共识。读个人而言,国学的不少方面可以帮助您安顿下来,有某种归宿感。
乡贤文化是千百年来乡村和谐稳定发展的基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乡贤文化,对于传承乡村文明、完善现代乡村治理,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工婴儿为什么容易产生问题?人工婴儿不是人生的,如果没有父母的人类一定是人类的亚品种,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本身对人的看法和我们对人的看法有可能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即延长寿命导致改变生命的欲望和相关的行为。
2019年3月30日,钦明儒商学院一期班在绵阳网赢云创咖开讲。30日上午,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廖恒老师作了《治生与文教——从唐蔚芝先生说起》的主题讲座,为儒商课程的第二场学者讲座。是日春风和畅,师生讲学切磋,其谊益长。
现代社会是有契约的,陌生人组成各种不同的社群,在这些社群中间又有一定的规约、一定的价值、有一定的人与人互相信赖的承诺。
“共同体与中国经验”,是我们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应该参与,也可以参与的很好的题目,因为共同体理论是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基本理论之一。
古今社会规范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但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协调群体、乡村、社区、邻里的关系,促成家庭与社会健康、和谐、有序地发展,不能没有新时代的礼仪文化制度、规矩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指导。今天我们仍然面临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的任务。在这一方面,礼学有深厚的资源。
由高层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粤港湾大湾区之发展规划纲要不久前正式公开发布,这份纲领性文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空间布局等方面都做了全面规划。围绕此纲要,多·维新闻采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在田飞龙看来,这是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新范式,总体上是从侧重“两制”的改革初期转···
我的治学之路始于华东师范大学。从1978年入学到1988年师从冯契先生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在华东师大度过了10年求学时光后,留校任教至今。回忆当时的学习场景,与冯先生的接触并不频繁,于我影响至深的,还是他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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