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新书首发式暨专家研讨会7月29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传统节日有的选择日月重合的日期,这不仅是讲究数字的重叠美,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对天地交融日月重合的崇拜。而七夕的双数重合里,不仅寓意“双七双吉”或“喜中带吉”的吉祥,七夕之“七”,还连着一串与数字“七”相关的名堂和有意味的节俗。
西周时期史官职掌繁杂多样,但其中的文史之责无疑是最重要的职掌之一,而记言、记事等书写活动又是文史职掌的重中之重。在这种书写活动中,史官的主体意识不断凸显,逐渐开启了从被动记言、记事到主动描述历史的转变,不仅完成了对历史的价值判断,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生命意义。
唐文明教授并没有止步于对于思想史的刻画,又同时从儒家视域出发,主张人伦的规范性重构,突出教化在国家建构上的重要性,探索了人伦教化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其力图实现的是社会状况从“彝伦攸斁”重新转向“彝伦攸叙”。正因为此种研究意图和努力,唐文明教授在本书中重新刻画了康有为,探索了儒家叙事对于近现代思想史描述的可能性,进而···
《文以载道——孟子文化精神研究》一书在哲学—观念史进路的引导下,化用“历史学的理想类型”与“社会学的理想类型”,提出孟子文化精神脱胎于源远流长的礼乐文明与诗书文化,从两线(道德理想主义、文化守成主义)、六点(仁且智、经而权、士则仕、学孔子、距杨墨、尚诗书)呈现孟子文化精神的具体内涵,从历史维度、多元视野厘定孟子文化···
《俞樾全集》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由复旦大学教授汪少华、东南大学教授王华宝主持,以凤凰出版社影南京博物院藏光绪末增订重刊《春在堂全书》本为底本,用时近10年时间整理而成,全书近千万字,共计32册,是对俞樾学术思想、文字···
中国训诂学的发展始终与古代学术思想息息相关。先秦时期,“名”与“实”的问题成为思想家关注的焦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出的“正名”思想除了在政治学、逻辑学层面具有重大意义外,也推动了训诂的滥觞。所谓“正名”,就是要使得“名”(语言文字)与“实”(客观世界)相符,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对“名”进行充分的解释与阐发,这一过程···
7月28日至29日,“陶澍与湘人兴起”主题读书会暨石头记黑茶社有关活动在安化举行,湖南省茶文化研究会、湖南省诗词协会有关人员和陶澍后裔代表及石头记读书社书友、安化县陶澍研究学会代表等参加活动。
7月28日下午,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党总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党委开展党建共建,在彝伦堂开展“青年的力量”党建品牌活动之“弘扬传统文化奋进新时代展青年风采”主题党日活动,由古代史研究所刘子凡副研究员做专题讲座《〈贞观政要〉的历史启示》,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党总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第一、第十二党支部的全体党···
清代嘉庆年间,学者张金吾曾将其所见的周秦两汉声训材料收集、编纂,在友人鲍廷博的帮助下,出版了其所著的《广释名》二卷。这部《广释名》可以说是对汉代刘熙《释名》一书的增补与辅助,在当时是研究周秦两汉声训不可或缺之书。然而,由于金吾所见的文献较为有限,参考文献的版本也不够精善,外加金吾在编次材料时总是要依托刘熙《释···
《尚书》中,大禹将“知人”“安民”两件事称为“惟帝其难之”,孔子继承了这种表达,在《论语》中用“尧舜其犹病诸”来形容理想的施政境界。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子路问君子,孔子说君子要做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并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
无论是史传文学、诸子散文,或者其他儒家经典等先秦典籍都或多或少称引了《诗》《书》、谣谚等古文献资源,有的称引数量达数百次,有的仅称引一次。不仅如此,甚至连《诗》也称引了《书》的内容,《书》则称引了数则谣谚。可见,《诗》《书》及谣谚已深入人心,成为公认的权威性文献,并作为记录古人言行和史实的载体,以及衡量事物合···
我的朱熹研究中,理学最早是要限制皇帝的权力,后面反过来被皇帝运用:有了权力就有理了·但是理学家从二程丶朱熹到明朝的王阳明,都是以理限势,见了理一定要低头,这是最高的法则,等于西方的自然法是比人的法律高的。
孟子的政治思想,基于其心性论,一言以蔽之曰王道。以政治之实事言之,统治者、被统治者与统治之法度,乃是政治所涉及的三个基本向度。以王道作为论述主题,其视角是在统治者一方。而王道思想中,又以“民为贵”为一大宗旨,因此,以民本论刻画孟子的政治思想,实属当然,而其视角则是在被统治者一方。后一视角为现代学者惯常采用,实则···
严复自言消极,体现的正是他传统的人生观。儒家理想是立德立功立言,他自觉事功方面无所作为,没能成为封疆大吏,不能直接安邦定国;著作等身,名满天下,仍是行有余力的馀事。此种心思,恰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并非瘾君子的颓唐。
他不仅重溯了儒家的思想道统,在这方面接续并推进了现代新儒家的工作,更深刻地推动在现代哲学视野下对儒家哲理的重构;而且在道家、释家、兵家等方面也都给出了富有思想新意的阐释,为后学提供了方向。可以说,他用自己的思想和生命实践重新“激活”了中国哲学的智慧,也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西哲学的会通。
祥龙的“道”融合在子孙后代的生命之中,也融合在海德格尔所说的命运共同体的“天命”,也就是孔夫子所说的“天道”之中,正如他的成名作《海德格尔与天道》一书显示的那样。
“由此就导致治道问题成为中国一切学问的中心问题。读任何学问都要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要么是个人身家性命的需要,要么是社会现实的需要。因此我认为治道问题在中国几千年思想史上,甚至一直到今天为止,依然深深地主宰了当代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
商与周的宗法和祭祀制度,并非如礼书及学者所谓截然分立,商周文化因革损益不仅体现在殷商鼎革之际,而且贯穿有周一代,周人文化诸多方面均体现了商文化与周文化互相交融、互相影响的特征。
这些著作的源头要遥远得多,属于我们曾生活过的那个跌宕起伏的时代;被表达的思想本身也经历着某种变迁,这已经被某些评论者注意到;而这思想在未来的命运,则无法预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