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之友经过多年研发实践,将抢救民间庙宇与互联网公益众筹深度结合摸索出了一条大规模抢救民间庙宇的科技道路,也经过多个项目实践抢救了一批庙宇,在过往的基础上现面向全国征集100处濒危民间庙宇进行抢救或修缮,欢迎大家报名。
清代经学承继汉儒“以经解经”的学术方法,惠栋、张惠言等利用这种方法研究《周易》,并复兴了汉代象数派易学传统,表现出一定的义理关注维度。焦循则从象数派易学中引申出旁通、相错、时行等原理,结合《易传》哲学来诠释儒家其他经典,是为“以《易》解经”的思想范式,这一范式又由太谷学派的几代学者发展并构建出一套比较严密的学说体···
在“王道平”的治理秩序观和“维齐非齐”伦理正义观的影响下,传统中国核心司法理念是“平”,亦可表述为“中”“宜”“当”等语汇,内蕴“等者同等”“不等者不等”“等与不等的辩证变动”三原则。
后儒对荀子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性恶论”。在山东省尼山书院举行的“荀子公开课”上,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景林解读荀子思想时认为,荀子针对孟子的性善论而言“性恶”,其实质是强调人性中本无“现成的善”,而非言人性中具有“实质的恶”。荀子并不否定孟子所谓的人本具先天资朴之美、心意之善,但在荀子看来,人之初生,便必已出离质···
圣诞节这天,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为全体国民送上一份“大餐”,但很多人并没有胃口来享用它。真相在于它根本引不起任何食欲,与其说是现场烤制的美味倒不如说是廉价的速冻食品。首相的贸易协议并非“天大喜事的好消息”,只不过是对特殊亲密关系已经沦为纯粹交易的最终确认而已。
哲学教导我们如何面对死亡,这是获得自由和生存的关键。
我们都很熟悉下面这些话:只有失去了之后,你才意识到曾经拥有的东西。
可以说,我的整个成年生活一直都是在逃避童年的影响——现在我很少再想到童年了,如此说来,这是成功的逃逸。回顾童年总是让我感到悲伤,有时候还非常痛苦,因此,大部分时间我都禁止童年闯入意识的前沿:这与宣称童年对我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的说法大相径庭。
本文讨论了热衷长生不老的坏脾气老头的问题。
思考就是把自己局限在单一想法内,就像天空中的一颗星星,你静静地站立一整天。
本文解释了临终时刻为什么更重要。
在我看来,自发的协调性(即没有统一操控的协作)要比具有神秘色彩的荣格的共时性更能说明儒家的和谐概念。同时,我不排除因果联系在和谐过程中的作用。我尤其赞成范教授关于“和谐主义是儒家伦理学的首要特点”之观点。
我认为,这里真正的问题不是契约传统,而是超越国家的全球化是由为了自己利益可以不顾一切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主导这一悖论。对此,我也在我的新着里提出了以“仁责高于主权”为原则的儒家新天下体系。我想,上述在政治与制度层面上的努力,也许才是大疫当前,儒家能够做出的贡献。
范教授强调儒家不以契约关系理解家人关系乃至五伦,可能是出于对契约的某种成见,这种成见以为,凡说到“契约”,就是西方功利主义所讲的那种带有很强的物质利益交换意图的契约。儒家固然没有这种强烈的功利意图,但也并非毫无平等互利的契约意识。
中华文明历史观的核心,不是脱离历史事件构造历史的概念,也不是诉诸历史过程之外的终极目的,而是强调“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这样的历史观,不是追求脱离质料而仅仅诉诸形式的绝对普遍性,而是强调即事以见理的具体普遍性。
韩非子批评的儒家,更多是孟子式的儒家;他对道德应该被排除于政治之外的论证可谓近现代政治哲学对道德与政治关系讨论的先声;他对儒家式的贤能政治的批评也有其当代意义。虽然本文意图展示和辩护韩非子的立场,但是为儒家充分辩护,也需要从正视韩非子的挑战为起点。
福山对儒家文化的当代愿景多有论述。分析福山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是观察大疫背景下,儒家伦理学在西方伦理学界处境的有益管道。
范瑞平教授重点阐述了“为什么应该主动诉诸儒家文化的伦理资源来思考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危机以及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究竟是什么?儒家文化的伦理资源如何解决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危机和挑战?
笔者非常认同范教授的此一主张,也基本赞同他所提到的儒家和谐理念应对新冠疫情的殊胜之处。但正因为这一主张在思想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它值得细致的审查、辩护和批判。本评论试图从儒家和谐文化的角度回应新冠疫情应对中的关键问题,也是与范教授进一步商榷。
儒家自然反对如此坐等病毒肆虐的「佛系模式」,西方社会最后也都全力去防堵病毒,没有任由病毒肆虐到尽的方式。西方也有年青人认为自己身体强壮,不怕病毒,或认为这只是一种流行感冒之类,因而轻忽不理,以政治之自由权利来拒绝政府强制戴口罩,禁止聚会等限制令。此与西方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无关,更与原则主义无关。但由此而产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