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载对“形而上”的辨析中,“形而上者,得辞斯得象”与“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代表了他对天道本体及其形成进路的思考,并由此甄别“太虚”与“太极”,最后以“太和”代表二者超越的统一;继而通过“其性”与“其形”的比较,将“太虚”与“太极”的统一拓展为一种本体宇宙论,这就成为二程“天理论”、程朱理气关系及其“理一分殊”说的根源。
2020年10月29日15:00-18:00,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举办的“江右思想与宋元明理学研究”学术工作坊在主楼A802教室顺利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上饶师范学院等高校和研究单位的学者围绕“江右思想与宋元明理学研究”展开了交流研讨。
以往对咸卦的解读多不能切近其本义。事实上,咸卦的主题是讲交往处事的道理或原则。关于卦辞,传统解读多基于男女相感来理解,其实卦辞着重强调的是屈身虚己、礼贤下士。关于初爻,诸家均未着眼于足拇趾与其他足趾的不同去体会“拇”的本质特征。
从神化体用论来看,张载思想中长期争论的虚、气关系问题也能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虚气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体用关系,虚相当于神、气为化用。这种体用神化论,与玄学的有无论、佛学的色空论,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儒家体用论的生生活力。
在以身体为呈现焦点的存在论中,牟氏理论中身体的“空场”不再是“无”,而是一个相对于直接显现的“不-现”,这一“不现”也即存在论意义上的“能现”,即,使“心体”之显现成为“现前”的“不现”之整体;由此,亦可以说,“身体”乃是“心体”这一“现前”所允诺的其他面相和可能,两者在分解意义上的回环交织能够为我们开显出具有更加丰富宽广内涵的中···
此次家谱续修经时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的谷牧先生同意,得到了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大力支持,经孔德成先生首肯,委托孔德墉先生于1996年发起,历经十余年,调研与录入140多万孔子后裔资料,完成了收录约200万人(含民国谱),43000余页,2000余万字的新的《孔子世家谱》。
明中后期书院在历经百年沉寂之后得以走向兴盛,与心学的结合密切相关,而心学的流播与发展无法脱离书院这一载体。明代心学名儒湛若水将抽象的心学思想融入书院具体教习之中,使二者紧密联系为一体,不仅映射了心学与书院的结合,更是将内向性的心性理念转为外向性实践。
“跟我去深圳吧。”1985年初,当时正在援建深圳大学的汤一介向学生景海峰发出了南下的邀请,“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有很多发展的空间。”汤一介先生于1984年成立了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就这样,景海峰跟随恩师来到这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来到了深圳大学。那一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第五个年头,景海峰27岁,刚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
江文也深信这是东方文化最珍贵的宝库,独具世界上其他类型音乐没有的特殊性。基于这种信念,他在1939年,完成了堪称伟大的《孔庙大晟乐章》。这部六个乐章的交响乐,同时具有古典神韵和前卫精神,“是一项文化想象的重塑,为了现在而发明过去(王德威)。”
人贵有“辨”的道德理性主要解决了人物之别、天人之分与人自身结构之辨。由“辨”而“辩”的语言逻辑明确提出了君子必辩以及期、命、辨、说四种思维形态。礼治之“辨”的社会治理方式则蕴含了社会人群的等级贵贱之“辨”、亲疏、远近之“辨”以及和同秩序之“辨”——明分使群的礼序观。
从内在心性、价值观念、社会组织、统治方法等方面对“一”这一富有统率性意义和总体架构性意义的概念进行分析、梳理、诠释性研究,试图从框架结构、逻辑层次、思想维度上说明“一”这个核心性观念深刻体现着荀子哲学所坚持真理的绝对主义与价值的观念上的至上性。同时,也厘清了这一观念所涵具的“齐言行,一统类”的学术思想旨归,表榜出荀···
荀子对“积”的关注超越了在其之前的任何典籍。荀子之“积”涵具教育学意义、人性论意义、伦理学意义、政治学意义等多重意蕴。教育学意义之“积”深入探讨了学习的起点、终点、目的、过程、方法等;人性论意义、伦理学意义之“积”则主要指向“化性起伪”的积伪工夫论;政治学意义或曰德化治道视域下之“积”则包含了君道四统、群居和一的隅积之道···
《历代得失》讲演政制史,理论表达较为节制,但应对制度崇拜的意图不难辨识。现代政治固然要吸收西方精华,却不必也不能与自身传统一刀两断。积累四五千年的文化—政制传统,对于现实当下的影响往往远大于今人估量。适合现代中国的政制形态,不会从天而降,而是要真能扎根于这片大地。
专门戴着显微镜找茬,还能有让人说话的地方吗?还有什么话能够被说吗?这一刻,我为“正能量”悲哀。那种把自己的理念、理想神圣化,容不得一丝一毫不同杂色的想法、做法似乎正在回头。历史证明,这种做法只会使“正能量”阵营的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最终物极必反。
欧阳修主张的形成,是在北宋“稽古之学”兴起,意欲摆脱汉唐“传注之学”樊篱,倡导通经致用的思想指导下,以己意解经,主观发明的结果。欧阳修以德与功为衡量标准、注重统绪传承的正统史观,支撑了其濮议主张。欧阳修主张为时论所不容,体现出北宋中期士人解经流于主观,导致背离圣人原旨,学统林立,异论相搅的状况。
董仲舒等汉人论定“王鲁说”一方面是上探孔子“缘鲁以言王义”的微旨,另一方面是要处理汉代秦而兴的合法性问题。而在具体处理汉朝代秦而兴的解释学说时,“三统循环”之外尚有“五德终始”,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彼此冲突。出于勾销秦统,为汉立法的意图,董仲舒采用“三统循环”而不取“五德终始”。
上古中国的礼仪实践中,“观”乃内容丰富的常见现象。礼可以观,意味着礼制的成立预设了神灵、宾客、子孙、甚或百姓等第三方的“在场”。古人在礼制实践中,又常常想象后世子孙如何看待现时行为,预想自己的行为如何在后来者的意识中留下痕迹与反应,并期望获取永恒与不朽。宾客参与礼仪活动,宛如进入表演场,主宾之间觥筹交错,相互观摩···
《穀梁传》以尊尊、亲亲、贤贤、男女之别为内容的礼义之道;以忠孝、仁义、敬让、以谥正德为内容的人伦之道;以兴文教、重武备、先礼后兵为内容的文武之道;以华夷之辨、存中国为内容的文明之道。《穀梁传》正论是对以礼义仁德为主要内容的礼乐文明所作深层结构的梳理、肯定,从根本上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的思维路径和价值取向,而这也···
记得前段时间,各位的朋友圈应该都被一篇“清代垃圾奏折集锦”的帖子刷了屏。这些“垃圾奏折”最早是台湾网友从清宫文书中摘录出来的,配上了白话文翻译,因为奏折的画面太有喜感,很快就被大陆网友传得不亦乐乎。我先顺手转录直隶总督几则报雨的奏折,让诸位感受一下清朝奏折的风格
严滩四句不仅如王畿所指出的那样谈论了特定工夫层面的问题,而且谈论了包含不同工夫在内的完整为学进路层面的问题。并且,有心工夫和无心工夫一样,也是受到本体指引和推动的工夫。只是由于同时包含了刻意、执着,因而有心工夫只能称为广义的本体工夫,而不足以称为狭义的或说严格的本体工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