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积极引导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特别是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大学衍义补》充分展现了“通古今之变”的意识,对于涉及的各项政务,都“采六经诸史百氏之言”,在参考历朝史实及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丘濬以这种方式编纂此书,并非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博学,而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政治智慧和治国方略,以解决他所处时代的现实问题。
中国古代讲学者甚多,而能让听众情动以至泪崩的却不多见。宋代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就是这样一位高手,史称他的“讲义”往往“掀动一时,听者多靡”(《宋元学案》),还常出现情激泣下的场面。
《周易》以象征为主要方式诠释宇宙、世界和人世的规律与关系,是中国宇宙观的载体,也是中国哲学的源头。从思维方式看,《周易》的象征主要体现在象数思维、整体思维、类比思维和主体思维等方面,这是基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而产生的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的独特表达。
无论是强调男女有别的内外共建,还是上下相通的君民一体,在传统政教秩序中,共同的个体德性建设是政教得以延展的根本起点,因此在中国政教传统中对个体修身重要性的强调就显得尤为突出,它无疑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得以实现的前提与基础。
最高的自由不在于虚假的选择或替代方案而是做到表里如一,敢于挑战他人对你的期待。
屈服于专家的权威将吞噬民主的生命线。
想象一下,如果你要什么有什么,结果可以肯定就是:你绝对不会幸福。事实上,那样的话,你将像生活在地狱中一样痛苦。
我来研究哲学,心中有话忍不住要说。在前来的路上,想法发生了改变。不是我停止说话了,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停止写作了,而是情绪变了,关键是音调的高度不同了。我逐渐感受到应该承担起责任。不是对自己还是我认识的其他人而是对更广泛的大众,某种开放性的,不确定的“你”。“你要对自己负责”变成了“要认识你自己。”
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早年在清华读书,师从赵元任先生,在赵先生指导下完成了学位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讲到“反照句”与“纲目句”时,王力加了一个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罕见。”赵元任严厉批评了这一附言:“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
4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用于取代现行年号“平成”的新年号——“令和”。同时,现任天皇签署了改元政令,并在当天颁布。该政令将伴随4月30日天皇退位,在皇太子即位成为新天皇的5月1日零点起施行。由此,“令和”成为自“大化”(公元645年)以来日本所使用的第248个年号。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圈被一篇“清代垃圾奏折集锦”的帖子刷了屏。这些“垃圾奏折”最早是台湾网友从清宫文书中摘录出来的,配上了白话文翻译,因为奏折的画面太有喜感,很快就被大陆网友传得不亦乐乎。
终于踏上了北宋二程子兄弟的故里——河南省嵩县田湖镇程村。
宋明儒学通过彻底消化汉唐以来的新旧传统,使先秦儒学在更高的理论形态上获得复兴,成为此后引导整个近世中国前行的思想洪流。尽管宋明儒学是一场涵摄形上哲思、知识累积,直至生活方式范畴的文化运动,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马一浮先生提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识见,将宋明儒学统类于“六艺”,并开列“群经统类”的目录,为理解宋明儒···
这个月刚出了一本《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也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品,是继《宋:现代的拂晓时辰》《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之后,我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的第三本书。
记得身份为敦煌研究院榆林窟讲解员的网友许鑫,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张文物“修复”前后对比图,称四川安岳石窟的一尊宋代佛像雕塑遭到“毁容式”修复。从对比图可以看出,原来古朴、肃穆的佛像,被涂抹上高饱和度的鲜艳颜色,立即透出一股浓烈的“农家乐”美学风格。许多网友看后,都忍不住讥讽文物“修复”者的审美水平:“这能把古人气活”;“文···
“恨不得把吴狗倾国灭尽”——单是这句词儿,现在的编剧写不出来。
有个号称弄行为艺术的,清明节将他去世多年的父亲的尸骸挖出来,曝光且自己脱光了于骸骨合影,发于网上。
《论语讲习录》还为人们指明了“新经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即需将目前学术界普遍进行着的从文学、史学、哲学等单个学科出发的知识性的经学研究转换为以“价值”与“意义”为主要关注点的经学研究,前者将经学视作“死”于过去的“史料”,后者将经学看为“活”在当下、面向未来的“价值观传承的载体”。
民主是与君主相对而言的,共和则介于民主制与君主制之间,是一种混合政体。共和与民主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没有君主,但如果仅仅从非君主制的角度理解共和就未免太肤浅了。君主和民主都是一种单一模式,共和则是一种混合模式,其概念外延和复杂程度要远远大于民主,民主与专制都只是构成共和的有机成分。中美本质上同属共和制,只是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