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古典学,古典学具体包括哪些范畴,中西古典学有何异同,古典学如何成为文明互鉴的纽带……11月6日至8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在大会开幕之际,本报以专版形式,集中刊登6篇我国古典学学者撰写的文章,以飨读者。
标题上这句话,是明代学者方孝孺在《深虑论》中提出的,是很醒人眼目的一句话,因为它与历史唯物论的人民观颇有相似之处。方孝孺所说的“人民”一词,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意思基本相同,指的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中西古典思想家对于德性、自然、政制、人性等根本议题有共通的见解,在德性和价值理念上尤为契合。
孟子提出“性善”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这意味着一种全新人性论的出现。因此,孟子的人性论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热点。
我们一般把性善论看作孟子对人性善恶的看法,甚至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儒家的人性观点。但我们常常也会疑惑,人性真的是善的吗?
“夫子贤于尧舜”一语出自《孟子·公孙丑上》,是孟子引述孔子弟子宰我的一句话。同时,孟子还引述了孔子另两位弟子的话,即子贡讲的“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和有若说的“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如何理解孔子的“愤”与“乐”?从《论语》中的一段对话说起。
刘庆,一位深耕企业文化领域多年的咨询顾问,现居青岛,专注企业文化建设落地、企业文化变革。平时忙碌的咨询烧脑工作之外,喜欢读书撰文,写字画画。他说:咨询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命的体验过程……不同的客户不断给出不同的课题,让自己不断成长,不断“打怪升级”,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不少朋友。
2024年11月1日,我与常宁市船山思想课题组几位文化学者一同驱车前往省城长沙,拜会全国著名船山学研究专家王泽应老师,我读湖南师大本科时的恩师。同时与王老师的四位弟子会师,正就读师大的三位博士生林翠霞、吴航宇、罗成,一位任教于湖南农大的硕士刘遥阳,他们都有从事船山学的研究。
“君子不器”是孔子的名言,也是孔子关于君子人格最概括的表述。在历代学者的《论语》注释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南宋朱熹的解释:“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中和韶乐是明清两代用于国家祭祀及宫廷庆典的音乐、舞蹈表演形式,是一种礼仪性的乐舞。中和韶乐制度始于明代洪武初年,其雏形源于先秦时期的韶乐,它由金、石、丝、竹、革、木、匏(páo)、土八种材质的乐器演奏,和以律吕,文以五声,八音迭奏,玉振金声,融礼、乐、舞为一体。
春秋之时,孔子以“六艺”教学,删定六经,阐明六教,开创了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今年是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今天(10月30日)则是他老人家仙去纪念日。我与金庸其人虽无渊源,却是资深武侠小说读者,与金庸武侠小说还是有些发言权的。
一百年来,一直都有人声称,儒家那一套是鼓吹、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术。直到今天,持这种看法的人仍所在多有。平心而论,儒家经典中的一些提法,猛一看,也确实让人感觉是在宣扬君权专制。不过我想说,这种感觉多半是因为对儒学原典的误解所致,比如“君君臣臣”之说,原意是强调君臣各有义务,各守本分,但今天无数人硬是认为,这句话···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中连续性居于第一位,华夏民族价值理念使中华文明充满生命活力,铸造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连续性特征。
明代学术的转折和书院讲学的兴盛是从王阳明开始的。《明史》对此指出:“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王阳明以及王门弟子的书院讲学推动了明代书院教育的发展。
《春秋穀梁传》作为《春秋》三传之一,是儒家最为重要的典籍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晶。然而,相比于同属《春秋》三传的《公羊传》《左传》,历代《穀梁》研究较为薄弱,是三传乃至十三经中最为学者所忽略的一经。随着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穀梁》学迎来了重要发展契机,取得了较大进展。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穀梁》学研究任···
有清一代,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又是由传统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在长达两个半多世纪的进程中,可谓升平与动荡、有序与失范、理想与落寞等相互交织,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内涵丰富、特征鲜明的历史画卷。尽管其间有一些问题需要反思,然客观而论,许多历史遗产或资源也值得正视。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的大儒,是明清学术转捩的重要学人。清史学界对孙奇逢一直都有关注和研究。清史《儒林传》在历时百年纂修史中对孙奇逢有持续的记载,这是孙氏官方学术形象的重要内容。在清史《儒林传》纂修的百年历程中,形成了多达八个成形稿本,其中均有对孙奇逢的记载。从阮元创办《儒林传稿》开始,孙奇逢即被立为正传,在整个清···
“汉宋之争”为清中叶学术史的一大聚讼问题。学术界关于“汉宋之争”的既有研究多从汉学家的立场出发,主要关注汉学家对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而对理学阵营的声音则较少关注。笔者以为,从理学家的角度对“汉宋之争”进行反思,厘清宋学家批判汉学的学理脉络,或许能更好地把握“汉宋之争”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