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普遍历史发展下一波之主题是“成于东南”,此即“通其变”,以中国文化更化西方所初创、但已不稳定的世界治理机制,以使世界秩序趋于稳定。这类似于汉初东方文化复兴,灌注于郡县架构中而更化秦制。今日世界演变之大势亦当为位于东方的中国,以其源远流长的文教,涵摄、化成西人始创之现代国家和世界秩序,以化成天下,以安天下人。
孟子和荀子一正一反的主要设定,只是强调了人性、人心的一个方面。由于人性、人心的其他层面是无法否定的,结果就是孟子和荀子在主要的一种设定之下,实际上还用不同方式设定了人性、人心的另一个层面。这从他们人性论的基调上看似乎有矛盾,但从客观事实上看却并非如此。
由于肯定了良知之量的自然,良知之价值自然与功能自然因各自具备了自足性而出现了关系的紧张。为了消解良知自然观的内在紧张并谋求儒家心学的现代开展,一个可取的方案是:以良知成长的自然替换良知之量的自然。
蔚芝先生出于正人心、挽世风、固道德、匡社稷之至意,著成《论语大义定本》二十卷,绍继桐城古文余绪,发挥经义,再铸宏辞,与本注互相发明。二十世纪上半叶,蔚芝先生与马一浮先生所著两种《论语大义》,从不同的形式,对《论语》一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杨国荣教授的理论儒学以世界哲学作为背景与潜在的对话者,着意从观念层面去界定儒学的本质性内涵,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揭示儒学思想的理论蕴含、建构儒学思想的演变逻辑,强调儒学的精神性意义和规范性价值,主张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哲学应与西方哲学相互激荡,进而成为世界哲学必要的理论资源。
经筵讲义作为宋代兴起的一种新经学体例与教学体例,是儒家士大夫诠释儒家经旨并对帝王进行教育的讲稿,是宋代经筵制度定型与学术转型的产物。学界虽然从文献整理、概念与特点界定、文本诠释等角度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整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对经筵讲义的通贯性的文献整理、对经筵讲义发展脉络的梳理,及其···
伦理共识不仅关乎如何可能,而且涉及何以必要。从观念层面看,达到伦理共识或价值共识,首先与避免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相联系;就实践层面而言,伦理共识则从一个方面为社会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担保。达到上述意义的伦理共识,既以认识人自身为形上前提,也关乎价值态度、理性沟通以及现实的社会条件。
学者追溯经制事功学的兴起,多注目薛季宣及其弟子陈傅良。同时期的另一个浙东大儒吕祖谦,学术以博雅通达著称。实际上,讨论经制事功学与治体论的近世勃兴,吕东莱在其中扮演着薛季宣以外的另一个源起性角色,在作为立国思想家的浙东儒者群中无疑是一个影响更为重大的中心人物。
本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国学热”的现象,形成了一种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的热潮。近十多年以来,民间也形成了一个读经的热潮。这个读经热潮是伴随着“国学热”而来的,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所以说读经是对时代的回应。
用建立在建制性基督宗教范式基础上的西方宗教观看待中国本土宗教,造成对宗教认识高度混乱,将本土宗教判定为建制性宗教、将我国绝大多数人判定为无宗教信仰者、片面注重对各宗教信徒人数的统计、宗教学研究以建制性单一宗教分科等一系列认识误区。这些认识误区负面影响我国的宗教、社会和宗教政策,造成多种危害。
《大学章句》是书生之学,故而采取了传统章句体,通过章句训诂引导学者,进而阐发义理,思想简明扼要,语言典雅规范;《经筵讲义》是帝王之学,故而采用了新兴讲义体,虽然也讲训诂,但是特别重视义理阐发,以鲜明的观点、通达的语言感格君心。宋代帝王之学的兴起,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经典诠释形态从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学术转型,···
阳明学研究的政治维度,呈现为三种形式,一是以王阳明之政治军事事功为中心的政治史考察;二是以阳明学所蕴含的理论品格、精神气质为中心的思想史考察;三是以阳明学之核心概念、命题以及社会教化活动为中心的政治哲学考察。对阳明学上述三种形式的政治维度考察,特别是对阳明学政治哲学思考,可以拓展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领域。
两层存有论结构模式可以转换成体用论结构模式,但是由“用”到“相”之间变成了“坎陷”,而不是“诈现”。虽然如此,这仍旧是在熊十力体用论探索路线上的建构,是“十力学派”体用论的第三条探索路线。在此基础上,牟宗三还把此模式延展至圆善、真善美合一等问题的解决之中。这一解决,是心学研究的最高峰,也是一条无法走出的绝路。
在诸多戴震道德哲学诠释中,“达情遂欲”的情欲主义、“能知故善”的理性主义抑或“遂其群生”的功利主义皆有之。
从德行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西周文化将正德放在第一位,预示着以德治国理念的萌芽,周文之德这一基本治国的理念已经树立起来。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产生的文化土壤,西周思想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行基础。
荀子的性恶只是现象的恶,而非实体的恶。主体克服人性中恶的自然倾向,乃是克服自我中的他者。这一主体的自我克服、自我超越是以“人心”为基础的。作为一种自我反思、自我观照的心理能力,“人心”意味着主体的自我对象化,能将自我前此的意识作为对象加以省察,从而为自我超越感性欲望提供基础,并由此而证成了主体的道德自主性。然而,···
经筵讲义作为宋代兴起的一种新经学体例,是儒家士大夫诠释经旨义理并对帝王进行教育的经筵讲稿与帝学教材,为经筵制度定型与学术转型的产物,寄寓了士大夫以学术影响政治,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在帝王与士大夫的互动与交流中,经筵讲义逐渐兴起与发展,至南宋时蔚为大观,具有以义理解经,启沃君心,联系时政,语含劝诫,语言通俗,经···
从《壬午应诏封事》首次提出以《大学》为帝王之学,到《癸末垂拱奏劄》《庚子应诏封事》《辛丑延和奏劄》《戊申延和奏劄》《戊申封事》《乙酉拟上封事》,朱熹的帝学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形成、发展与定型的过程,其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通过讲明《大学》之道以正君心立纪纲,规范帝王的德性修养与政治治理,从而贯通学术与政治,成就君···
二程和朱熹把道德学说建立在先验的人性论基础上,注重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和道德境界的提升。王船山则认为,人性并不是基于某种绝对的本原而被内在地规定的,其形成离不开人类共同体的生活和社会实践,人性在本质上是“分殊”之性。船山对“分殊”之性的强调,与明中叶以来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个体性被日益重视起来的思潮不无关系。
虽然刘宗周认为两种提法大同而小异,但史孝复批评“意为心之所存”的命题会引发不必要的误解。进而刘宗周提出“意为心之本体”“好善恶恶意之动”,史孝复指出由此而来的“存”之工夫无法践行,功夫主要在心之发用时做。通过对辩论的考察亦可看出,虽然与王阳明的提法有所不同,但刘宗周始终坚持与王阳明思想的一致,努力融纳史孝复的批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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