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大儒董仲舒审时度势,提出了“天人三策”理论,这种理论的背后,反映的是董仲舒所秉持的“天”“君”“儒”三角关系哲学。
后儒对荀子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性恶论”。荀子论人性的结构,强调人的实存活动及其情欲要求必受制于心知及其抉择之支配,据“心之所可”以规定其实现的途径与行为的原则,由之而获得其正面(善)或负面(非善或恶)的道德价值和意义,而非直接现成地顺自然而行。
本文以简略的方式描述了儒学变迁的逻辑进程:孔子立足于“原事”“原情”“原人”引申出价值理想;战国时期,“原人”的蜕变而有形上学的建立;汉唐宇宙论把价值追求往天地宇宙挂搭固使人有所归依亦不免颇受支使;宋明本体论赋予理以普遍绝对意义使人价值提升有所凭借更难免为其异化;降及泰州学,通过消解形上形下的分立,祈求返回“原本”,得···
朝鲜祭祀与讲学并重的“正轨书院”基本参照中国的书院制度,南宋的朱熹与白鹿洞书院是其重点仿效的典范。朝鲜书院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但放到东亚书院这一历史视域来看,这只是一种地域性特色,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区别于东亚其他书院而自成一系。
儒学发展到宋元时代以后,出现了民间化、大众化的新趋向。儒家知识分子在学术义理探研和个体工夫涵养的兴趣之外,在重建社会政治和礼法秩序的经世实践中,突破“致君尧舜”的精英视界,主动寻求与社会中下层的互动及与基层乡村社会的联结,通过在普通民众中推广儒家基本伦常道德,实现教化民众、端正世风、达致“善治”的社会理想。
董仲舒首创了五行关系论的多重模式,包含了“五行相胜”“五行相生”“五行相干”“五行相助”“五行相和”等多种内容。这种思想不断被后世学者坚持、丰富与发展。但是,相生相克最终成为占据主流的通俗模式。而相和相助虽然屈居次要位置,但更符合现代公民社会的伦理需求。
《春秋繁露》以“道必极于其所至”的天人整体观为形上基础,根据“褒贬”“两言而管天下”建立核心价值观之“大义”,借“长于治人”的《春秋》架构起“为政”之理,着眼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为汉代亦为其后的中国传统社会奠定长治久安的意识形态根基。
本文首先剖析二程理学的体系架构和主要命题,继以程颐的《周易程氏传》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例来探求理学家解经的特点,指出宋儒经典诠释的成功之道:一是在于他们有一套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使他们对传统经典中“性与天道”问题的解释能做到得心应手;二是他们也并未抛弃传统的训诂学方法。这两点对我们今人创造性地诠释经典···
在汉代的“七经纬”中,《乐纬》是比较特殊的一种。不同于其他“六纬”皆有经书作为依傍,《乐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乐记》为阐释基础的。可以说,《乐纬》继承了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理论,将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作为其讨论的中心。但不同于早期的儒家乐论,《乐纬》强化了圣王受命与制礼作乐的关联,解释了五声与五政比附模式的内在···
西汉董仲舒与北宋张载是各自时代的儒学代言人。在儒学史上,西汉董仲舒最早提出系统的天人之学,而北宋张载则第一次使用“天人合一”这四个字,将其作为一个思想命题明确地提了出来,并建构了“天人合一”的理学体系。
在对于董仲舒的历史文化地位的评述中,以王充《论衡》所言“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最为确切精妙。
宗教在我国传统时代通常能享有一种“消极的”自由,而欧西因历史上宗教颇为不自由,故作为回应,近代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对“积极的”的宗教自由制度。我国有关神物的规则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继受来了欧西的这类体现“积极的”的宗教自由的规则,而放弃了传统的模式。这类规则对我国而言可能并非较好的选择。
来自西方的现代刑法学有关刑罚根据的理论主要有报应刑论、预防刑论与并合主义三种。对我国传统时代法制影响最为深刻的儒法两家也对相关问题有所探讨,并均可被基本归入“并合主义”一派,亦即同时认可刑罚的报应、威慑与教育矫正的作用,承认刑罚乃对罪行之报应,将预防犯罪作为刑罚的目的。
中国传统的“帝王之学”主要是研究如何掌控权力、驾驭臣民、富国强兵的学问。宋儒希望建立道学化的帝王之学,实现儒家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朱熹通过对什么不是帝王之学的辨析,确立了以《大学》为核心的儒家正学引导帝王的经典体系与理论框架,并通过理学思想的运用,回答了帝王为什么学,如何学以明理而正君心立纲纪等系列问题,推动了···
杨国荣教授的哲学研究始终与“人”的问题密切相关。秉承着“史思相宜”的治学路径,杨教授深入借鉴并阐发了儒家思想中与之相关的理论资源,一方面对一些概念予以创造性的转化,呈现“接着讲”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将其置于中西哲学的视域中,凸显其特质。
中国社会中是不允许无距离的存在的,因为无距离就代表着无关系,在中国以关系为本位的社会中,无关系意味着社会关系的坍塌。子对于父兼敬爱,对于母是有爱无敬。曾元的父子一体,取消了敬,并没有取消父的位置。对父不敬,意味着对父母乃是以爱为联结,以事母之道事父,整个家庭便成了以爱为联结。在整个社会中,取消了“敬”,于是敬所···
礼乐源自人心人性、顺应人心人性,能在较大程度上发挥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效用。历代王朝在将这一理念转化为法律制度并运用于实践之中时,片面强调百姓中家长的责任,忽略“为民父母”的统治者所应同样负有的(甚至更大的)责任,反映出专制君主推诿自身责任的自私心理。
从思想内容来看,谶纬与今文经学关系更为密切,而其与古文经学的关系则给人以相互敌对的印象。其实,谶纬与古文经学的关系非常复杂。在东汉之前,古文经师对于谶纬基本上持赞同态度,在思想上还影响了谶纬,如刘歆的很多思想在谶纬中都有体现。王莽一方面利用“符命”和谶纬为自己篡夺政权积极制造舆论,另一方面在政治改制上则主要依靠···
王夫之提出了两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即思辨的顺观和经验的逆观。顺观以理为起点,然后有气与质,这是思辨的思路;逆观以经验为起点,通过志意通达天理,即由质、气而达性,这是经验的路径。按照这双重思维模式,传统的体用论便转换为相为体用。按照逆观模型,气质生生是本源,性自然随之而产生,这即性日生日成说。顺观和逆观是我们理解···
王夫之通过对《易传》“继善成性”的阐发,提出了“性日生日成”的人性论,把人性的完善视为动态的进程,是在人与自然交互作用中实现的。这对以往的人性论是重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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