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邮报》系公益性非赢利的电子出版物,编辑人员亦系义工,刊登、转载任何作品皆不提供稿费及其它版权数据,著作权、出版权事宜完全归作者自行处理。投稿邮箱:rujiayoubao@126.com;订阅《儒家邮报》请发一封空白电邮至rujiayoubao@126.com,标题为“订阅”;退订《儒家邮报》请发一封空白电邮到:rujiayoubao@126.com,标题为“退订”。
明末清初女性文学出现了繁盛发展,作家大胆跨越闺门,参与丰富多彩的艺文交游,留存作品数量颇为可观。同时,诸多文人士大夫围绕传统女性教育以及女性是否可以表现才学、染指诗文等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明代儒学的经世取向从宋代“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转变为“化民成俗”的下行路线。面对社会世俗化趋势与社会关系变迁,儒学思想在乡村治理上发展出宗族、乡约、讲会三种典型模式。三者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民间社会自治的力量,显示出儒学因应社会实际进行自我调适的实践成就。
荀子政治哲学贯穿着一条法治的市场经济如何可能的基本线索和核心问题,即从性恶论所描述的人在自然状态下依靠暴力争抢谋利的人类生活,转变到通过“化性起伪”的道德和“明于天人之分”的礼法所构造的治理秩序,然后在以互不侵害的方式谋利的法治社会中,通过彼此“给人之求”的供求关系及其欲与物“相持而长”的市场经济原理,获得利益的实现。
晚清时期,国粹派的章太炎、黄节重新挖掘传统夷夏观的同时,亦吸收了西方人种学的知识,试图建立新的夷夏观。在清末革命的大背景下,二人实际上是借助历史视角阐发了各自的政治观点。二人是如何创造性解读传统?又为何要建立新的夷夏观?
“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是孟子“外王学”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核心原则之一。细究之下,我们可以发现,“民本”思想在孟子哲学体系中包含着三个面向:终极性面向、主体性面向与教化面向。
疾病的“非常态性”往往使身体的现实感受变得具体,它使人直面身体与生命、死亡的本真关联。以“疾”为视角可以发现,孔子的身体观并非全然是一种道德性身体,而是可以映射出身体之于生命人文性、本真性的特殊关涉。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历史发挥着特殊作用。对于历史,一方面,孔子强调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他称赞“书法不隐”的董狐为“古之良史”;但另一方面,孔子自身在编纂历史的过程中,出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目的,未能完全遵守“书法不隐”原则,反而有所“曲笔”。那么,如何看待孔子对待历史的这一矛盾态度?在“不隐”和“曲笔”之间,···
众所周知,朱子工夫论的宗旨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其中二者的顺序是不能随意调换的,因为前者是后者之本,“敬”在朱子工夫论中的地位更为基础,朱子自己说“主敬以穷理”[1],朱子大弟子黄榦复述其师工夫论说“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2],都指出了这一点。对于这一基础性工夫,朱子多从实践角度指明其方法,···
阮刻《毛诗注疏》是阮刻《十三经注疏》之一,自问世以来,沾惠学界良多,好评如潮。但随着时代进步和相关文献的相继发现,阮刻《毛诗注疏》的学术价值有进一步研究评价的可能和必要。本书在精研相关文本的基础上,破除迷信,从阮刻产生的学术背景、使用版本、校勘成果、引用诸家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客观研究,是其是,非其非,一切俱以事···
如“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对中国人杀伤力极大。彻底让许多人死心塌地地见利忘义。
《公羊》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公”,相关语,群而无首曰公(毓老师语)。“成公意”:一,成“大公”之意,成“群而无首”之公意;二,成“隐为桓立”,讲历史,正伦常。前者是“微言”,后者是“大义”。一般人不易明白者,为微言;大义,能行出者,“大”为赞词。《读经示要》曰:“春秋有大义,有微言。
《公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君,鲁侯隐公也。《春秋说》云:“周五等爵法五精:公之言公,公正无私;侯之言候,候逆顺,兼伺候王命矣;伯之言白,明白于德;子者,孳恩宣德;男者,任功立业。皆上奉王者之政教、礼法,统理一国,修身洁行矣。”今此侯为鲁之正爵,公者臣子之私称,故言“鲁侯隐公”。
17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化浪潮促成了空前繁荣。盛况之下,“启蒙心态”所衍生的“凡俗人文主义”“工具理性”“绝对科学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现代性问题,也导致了种种时代困境。对此,杜维明先生提出了“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 Humanism)。精神人文主义涵摄了己、群、地、天四大议题,是杜维明先生六十余年来致力于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汉朝时期是中国传统“大一统”国家的奠基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其所形塑的民族和文化精神深深影响了后世政治与文化的发展。我们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上,吸收和借鉴汉朝时期的思想精华,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人类共同的普遍关切,不同的语言世界会有不同的本源性思想资源。建基于汉语之上的哲学理应深入思考在此语言世界中所形成的普遍关切以及对于这些关切的回应。“汉语哲学”的提出与表达直接涉及汉语世界的精神结构、汉语概念的构成以及汉语本身的特质与规律。何为“汉语哲学”,其与“中国哲学”有何不同?复旦大学教授、哲学学院院长、通···
二十四节气起源于何时,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才最终确定下来?二十四节气对古人的生产生活有怎样的指导价值?从古至今延续数千年,二十四节气为何具有持续的影响力?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俗与非遗研究室主任毕旭玲,深入解读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战国秦汉时代的文献来观察,先秦时代存在两个诗歌文化传统:音乐文化传统和文本文化传统。二者相互交叉,原是一个整体,但很早就有了比较明显的分际。音乐文化中的两周歌诗,至西晋荀勖修改雅乐而最终消亡。文本文化中的诗,在春秋时代的外交场所中被引用,已经开始了经典化过程。西汉以后的《诗经》明显属于文本文化传统。
孟子认为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代表了在出处进退问题上的四种不同做法,而其相同之处为趋于仁以及“归洁其身”。他还指出孔子有“见行可之仕”、“际可之仕”与“公养之仕”,这代表了仕的三种层次。另外,在孟子对舜、百里奚与子思等圣贤的论述中同样体现出其特定的进退观。
20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被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之新气象。20年代末至抗战初,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及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40年代,受持续战争之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