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伦理学与生活》这门课之前,我曾在《人类简史》这本书上浅显地了解了一下伦理学。从西方古老的史诗神话的诞生开始,伦理学就逐渐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影响和塑造了我们今天生活的样子,并且总是能提出尖锐的问题使人反思。这就是伦理学给予我的第一印象,也是使我最初产生兴趣并选择这门选修课的原因。
前几天,有媒体朋友采访我,顺口问了一句闲话:“吴老师,你还追《清平乐》吗?好多人都弃剧了。”我哈哈一笑。
王阳明创建“心学”,反映了现实人心私欲之甚,但他深信是“无明”产生了恶行,掩蔽了人们的良知。
王阳明的一生,证成了“知行合一,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气象万千、光耀千古。他一生三次证道,36岁时贵州龙场悟道“心即理”,48岁时南昌悟道“致良知”,55岁时余姚天泉证道“四句教”,最终形成了其哲学思想的完整体系。
以往从神秘经验或理性认知的角度理解《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章,都不是孟子的本义。
既然“德”最初是君主得之于天的超凡力量,其德性影响到整个共同体的兴衰,那么一系列的观念也就由此而来。
中国文明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极其注重“德政”和“德治”。儒家强调,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是天命、德政与君主的个人品德。至迟到西周时,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就已是“德”,施政着重于“敬德保民”。自此之后,几乎历代相沿。
明初思想界虽然为朱熹理学所笼罩,但亦不乏心学思想的涌动。如吴与弼、胡居仁等这些明初朱子学学者,对理学就有所突破,提出了一些具有心学色彩的命题。
标题套用了《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智)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现在的书真是太多了,生命有限,书海无限,读什么书,如何读书,其实是更加困难了!
随着方先生的离去,一切又都告一段落了。行文至此,居然突然想起一句《圣经》里的话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方先生于我是不是多少也有点这个意思?
以工商业立国的这个“西方”形象是很晚才出现的,自古以来的西方传统和东亚差别不大,都是以农立国,航海和贸易的重要性相对来说是次要的。
2020年春季学期开设的《伦理学与生活》通识选修课上,兰州交通大学杜华伟老师以儒家经典《论语》作为重要学习内容,与学生一起诵读《论语》相关篇章,一起探讨《论语》中蕴含的人生哲理,一起立志在学习经典中修身养性。
作为上古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观念,“天子”一词的确切含义及其思想意蕴尚未获得一致看法。“天子”区分于纯粹治权意义上的“王”,具有非常深厚的政教意义。
我不喜欢看足球,所以估计一辈子也不会因看足球而走进恒大的足球场。
道统是儒学研究领域的大问题。本文从韩愈的道统说开篇,论及孔子在道统分化为治统与教统转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凸显了孔子“继往圣,开来学”的立德、立言的不朽贡献。
在写完仁宗传记《宋仁宗:共治时代》之后,我有一个感慨:也许在宋代,最没有自由的一个人,就是皇帝了。正在看电视剧《清平乐》的朋友,相信也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仁宗的爱情,便万般不自由。
在中国,相信许多人都应该读过(或听过)西方法学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17世纪初英格兰大法官爱德华•柯克爵士与国王詹姆斯一世的故事。
中国和越南是唇齿相依的邻邦,历史上一直保持宗藩关系,早在公元前2世纪两国已有频繁的文化交流。
中日两国隔水相望,一衣带水,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家训治家在文明交流中被东邻日本积极借鉴和模仿,形成其独具特色的家训文明。
朝鲜半岛与中国隔海相望,在古丝绸之路的文明交流中,曾经以文睦邻,互补互惠,共同促进中亚文化发展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