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手机每天都能收到抖音上的点赞提醒——我对抖音号“在线看蓝田”的一条视频发表了几句评论,许多人对此表示认同。
宋元易代之时,“唐宋变革”开启的近代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转。套用“唐宋变革论”的说法,不妨称其为“宋元变局”。我们看中国近世史的演进,既要注意“唐宋变革”,也应当留意“宋元变局”。“宋元变局”对于中国历史走势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不但塑造了元朝社会,而且限制了后世历史发展的方向与走势。
2020年新年伊始,德国学者何乏笔(Fabian Heubel)携家人研学王船山故里。怀着对船山先生的敬仰,何乏笔身着道冠汉服,在船山总会专家志愿者老师陪同下,首先到湘西草堂拜谒王船山,参观王船山生平事迹陈列展览。参加船山文化园第五期国际船山读书会,并与研学基地导师们进行中德哲学座谈研学交流。
孔子作为儒家的开创者,在《论语》开篇就发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感叹;而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伦理学重要奠基者,也曾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以两章的篇幅来讨论“友爱”问题。可见,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朋友关系都被看作一种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人际关系。在思想史上,两位先哲也都曾试图为人类确立一种理想朋友关系的典范···
正如北京的砖家李龙吟曾经说的那样,我在偏居一隅的深圳,一年进剧场看不了多少戏。所幸者,生逢其时,有赖现代传播媒体,我还是第一时间了解了许多戏剧的最新动向,比如,不久前在北京上演的京剧《盘丝洞》,我就断断续续地通过网络看了,甚至还很快就学会了贾怀胤扮演的唐僧唱的那段创新的唱腔:“妖魔休要费心机”。
高昌为吐鲁番地区的古称,是历史上高昌壁、高昌郡、高昌王国、唐西州的所在地。作为一种重要的出土文献,高昌墓志中存留着丰富的与《诗经》有关的材料。这为研究《诗经》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
“天下文章推马谢。”浙江上虞人马一浮(1883—1967)与四川乐至人谢无量(1884—1964)是“总角之交”,同为近现代杰出的国学大师,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于儒、佛、道乃至考据学、医学、西学等皆有探究,兼擅诗词、书法。二人通过晤谈、诗歌、书信等方式进行了长达60余年的学术交往,可谓“翰墨情深”,也堪称二十世纪文人交往的“典范”。
陈寅恪在中国史学界、文化界的声名无需赘言。有些读者恐怕和笔者一样好奇:陈寅恪是怎样炼成的?自然就会关注他的成长环境、文化基因和学术脉络。
1月4日下午,“纪念《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暨纪念版发布会”在复旦大学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古籍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主办,与会的专家学者及嘉宾共同回顾了《陈寅恪文集》的出版历程,高度评价了陈寅恪先生的学术价值及其对其后中国文史研究的深远影响。
章太炎曾自称其学为“以庄证孔”,即以庄子的“齐物”哲学解释孔子的“忠恕之道”,他因此提出“尽忠恕者是惟庄生能之”“齐物即忠恕两举者”等理论。
传统文化经典有众多管理智慧,如《论语·子路》中的“为君难”,蕴涵了深刻的为政之理。“为君难”一言,旨在警告“以为不难”而溺于职
由“仁者自爱”的仁的自觉而成己是仁的第一层内涵,从而确立人之道德自觉;仁的第二内涵是“仁者爱人”,其逻辑起点是建基于人类最基本也是最深沉的情感的“孝”,即“立爱自亲始”,此即“亲亲而仁民”的“等差之爱”;仁的第三层面内涵则是而本乎“忠恕之道”生发出“一体之仁”,此则为仁学之宇宙精神。仁之“等差之爱”与“一体之仁”是不可分割的,忽···
南宋儒者将乡村成员分为三个阶层,作为乡村领导与精英的“官员——士绅”阶层,对基层社会起到严重破坏作用的“吏胥——豪民”阶层,需要予以保护和教养的“富民——平民”阶层。而后针对三者特点采取不同策略展开下行之乡治。
梁漱溟确立起一个以文化的演化为核心、以佛法的实现为归宿的世界历史的观念,而他之所以能够认同儒家,首先是因为儒家思想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正在成为“合乎时宜”的,也就是说,人类精神有着客观的演化历程,而儒家文化意味着人类精神在其客观演化过程中所必然经由的一个阶段。
论语乃孔门圣经也。惜时下注本杂乱,血脉难接,迫切需要标准读本。而学以阶圣,当有次第,故这个读本又需要分级。少儿读经以理解语境语意为主,是为初级。及其稍长,则需要以通义理为主的读本,是为中级。未来则需要以通公羊大义,进而以六艺之教而通贯之的读本,是为高级。
儒家邮报
“执政党”概念在近年的普遍使用,鲜明体现出领导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自我意识的转变。这一点应当得到肯定。探求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来构建共同价值观、巩固国家的凝聚力,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大量、积极地运用中国文化的资源以重建和巩固政治合法性,已经成为21世纪初执政党的特色。放眼未来,这种顺应时代的发展只会增强,不会减弱。
己亥腊月初四(西历2019年12月29日),钦明书院首次年集暨切磋班会讲于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华西苑宾馆成功举办。
张载哲学却并不仅仅是“四为”与《西铭》,而支撑其“四为”与《西铭》的“六有”与《东铭》,不仅构成了张载思想得以形成的具体修养,而且也促使其从现实人生出发以走向为儒学“造道”的“四为”与表现儒家民胞物与情怀的《西铭》。
牟宗三的“存在之理”一说虽然是因为分析朱子的格物所穷之理而得以表达,但其用心及其涵义却并不仅仅是针对朱子的,而是对整个中国文化及其认知现象的一种深入反省,不过是以朱子的格物所穷之理作为其典型表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