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去古甚远,其义难求。荆公知难而进,籍《六经》以成务,托古改制;朱子反之,依《四书》修己,以身心之理,而代经世之道,二人学说呈互斥之势,其实质是由二人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地偏执,所产生的张力。
天山康家石门子岩画规模弘大,人体造型优美,是亚欧草原独一无二的青铜时代大规模摩崖石刻岩画。该摩崖岩刻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末,王炳华先生已有两部学术著作出版,此外学界研究关注的论文较多,研究多侧重于生殖崇拜。
2019年12月15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辅仁国学研究所主办的“经学与哲学”学术工作坊顺利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国内多所著名高校的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经学与哲学”“经学哲学”和“经典注疏与哲学解释”等议题展开了交流讨研讨。本次工作坊议题集中,讨论深入。工作坊共分为上午、下午两场,在主楼A802教室举办。
如何重建古典视域?首先当然是重建经学。重建经学迫在眉睫,这已是学界共识。然而,古史、诸子是否需要重建?如果需要,又如何可能?如果可能,又应当以何种恰当的方式推进?这些,都是建设中国的古典学无法回避的问题。
魏晋时期,一个家族成员的道德品行和从政能力如何,只能从宗族乡党舆论那里得到正确的评价,这是中正对乡党人士考察的重要一环。
魏晋南朝皇帝的谥号以单谥为主,十六国北朝皇帝的谥号以复谥为主,具有很强的独立标识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谥法的礼仪范式日渐繁缛,亦愈加制度化。不过,群臣议谥、南郊告谥、题谥于神主之背等主要仪式并没有改变。
在马克斯·韦伯深邃的思想中,理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而其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考察不同宗教,确切地说,考察不同宗教“祛魅”之于理性的影响。
《新唯识论》问世后即饱受争议,熊十力与内学院诸君曾为此多番辩难。通过回顾双方几次正面交锋的情况,可知熊十力对唯识学的一些关键性概念的理解是有意误读,而刘定权对熊十力的批评多为意气之辩,吕澂则意在借批评《新唯识论》抨击整个如来藏佛教宗派,只有王恩洋对《新唯识论》的回应是立足《新唯识论》义理本身而发。实际上,《新唯识论···
中国作为礼仪之邦,自周公制礼作乐,礼就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规范,礼学也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学说。
12月13日,孔子研究院绍兴研究基地揭牌仪式在绍兴文理学院举行。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绍兴文理学院党委书记汪俊昌共同为“孔子研究院绍兴研究基地”揭牌。绍兴文理学院副校长寿永明主持揭牌仪式。
16日在湖南永州市道县濂溪书院举行的“理学道州”第十届周敦颐国际理学文化旅游节开幕式上,道县被中国伦理学会授予“中国理学文化之乡”。
以往对于清代今文经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从经学内部或者中国社会及思想内部着手的。例如,艾尔曼对欧洲传教士以传播科学的方式在华传教与对常州今文经学都有精深的研究,他曾指出明末清初科学争论与经学研究之间的诸多互动线索,例如,清代关于早期医学的古今之辩与经学学者之间的汉宋之争遥相呼应,“如‘五经’的考据学者通过对远古学问···
本书聚焦于王船山儒家诗学思想之研究,即围绕船山所著《诗经稗疏》《诗广传》《诗译》以及大量诗评、诗选、诗话等著作,在联系其生平、创作、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考察船山诗学的哲学基础、情感本体、美学境界、生命情怀等内容。
2019年12月14日,由中国孟子研究院、孟子研究会主办的墨子非儒与孟荀辟墨学术研讨会暨《先秦儒墨关系研究》新书座谈会在北京交通大学举行。
儒墨同为“显学”,为何一浮一沉?为何孔子到孟子之间儒家讨论的主流话语发生了重大转变?先秦儒墨关系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思想的秘密?这正是本书所要探究的主要内容。
在日前举行的第二届江南文脉论坛期间,江南大学承办了“家在江南:家风·家训·家教”分论坛,众多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江南家风——传承与传播”展开了深入研讨。
11月22--24日,孔子后裔岭南派在山东曲阜举行首次恳亲大会。来自广东、广西、河南、海南、江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岭南派孔子后裔代表300多人,齐聚祖籍地——山东曲阜恳亲祭祖。本次活动由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委员会常务理事、广州天星学校董事长孔耀昌发起。
张氏不取考证学的方法,而是抽绎出虞翻易学的精义,再加入自己的体会,建构出虞翻卦象的结构体系,再凭借这个体系来笺释虞翻《易》注。这种方法富有创造性,也算是今文经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张惠言的礼学,也非考证礼学,而是与公羊家的礼学相通。他会通易与礼,其实也蕴含着公羊学在其中。张惠言的方法传给刘逢禄,同时对黄以周···
通过这批手稿与《訄书》重订本、《检论》刊本的对照,可以深入体察章太炎自我修改的基本思路。而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章太炎对经学,对孔子态度的变化。章太炎在《检论》中加入“六艺论”,在《订孔》中进一步尊孔,转向建设性的“国学”,这种转向本来就超越了“革命”与“保守”政治立场的二元对立。
西方国家近年来所出现的政治乱象,从西方政治学的角度看,是政治议程和制度设置突破了构建民族国家的伦理约定,导致政治过度和契约瓦解,而从中国传统政治经验看,则是“治统”僭越了“道统”,国家丧失了检验政治合理性的稳定机制。卡尔·施米特和保罗·卡恩的政治神学,则重申了神圣性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以选举合法性为准则的当代政治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