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前,做一个讲座,谈到孔子为守孝三年的辩护。根据那时的礼法,父亲去世,守孝三年,不能吃好的、穿好的。孔子说,对一个君子,这不是外在的硬性要求,而是即使他吃好的,也尝不出味道。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两个月前一个人吃烤鸭的经历,顺嘴给听众讲了。但讲着的时候,发现其实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强忍着讲完了这个例子。
宋儒张载曾有四句心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将此说概括为“横渠四句”。
宋仁宗的身世曾被明清时期的民间艺人改编、演绎成家喻户晓的“狸猫换太子”故事。
《诗经》十五《国风》的地域文化特点是一个古老话题,也是现代《诗经》研究中的热点。但迄今为止的《国风》地域文化研究,始终未能涉及它与底层民间风俗的关系问题。同《楚辞》相比,《国风》显示出文化风格的一致性。
公元1275年(宋恭帝德祐元年),南宋王朝风雨飘摇,蒙古大将伯颜率军大举向南宋进攻,攻陷常州后,紧逼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恭帝赵显还是个四五岁的孩子,当朝太后毫无主见,满朝文武一片惊慌。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农历正月十八,元军俘虏了恭帝。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十九,四十一岁的文天祥临危受命,被授予右丞相名号,统帅诸···
唐朝时,城市实行里坊制,居民居住的里坊都是封闭式的小区。长安有一百多个坊,每个坊方方正正,名字也很整齐。
对于今天的人过母亲节、父亲节,我向来不以为然。当然,也不是刻板地严峻拒绝,就是过与不过都可以,也会利用这个日子,请家人吃饭聚会,轻松地玩儿一下,与过中国传统的节日完全不同。
800多前的南宋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被以“坐拥重兵,于两军未解之间,十五次被受御笔,并遣中使督兵,逗留不进;及于此时辄对张宪、董先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又说与张宪,董先,要蹉踏张俊、韩世忠人马;及移书张宪,令‘措置别作擘画’,致张宪意待谋反”的罪名,被朝廷赐死。
罗素说:人生下来的时候,只是无知,但并不愚蠢。愚蠢是由后来的教育造成的。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在潮州任上为民去除鳄鱼之患。两百年后,又有一位清廉爱民的好官,在潮州任通判时为民去除鳄鱼之患,他就是陈尧佐。
过节事小,气节事大,不可不察也!
香港逃犯条例修订争议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导致特区政府宣布暂停修例程序,开展进一步的公众咨询和民主协商。修例本于港府善良动机以处理涉台嫌犯移交及一体解决香港与其他司法管辖区未签署移交协议条件下的个案移交法律基础问题。
反对派从一开始就缺乏认真且专业性讨论修例法律细节的意愿,而是抓住修例对香港人敏感安全心理的冲击性,无限制地放大恐惧感,制造谣言,进行非法律和非理性的误导与动员。当然,仅仅依靠反对派自身的蛊惑与动员是绝无可能造成今日之对抗态势的,国际势力在中美贸易摩擦尖锐化的敏感时刻积极介入干预,也是非常重要的推波助澜因素。
时下正值春夏之际,天气已暖,又未到酷热时节,万物复苏,百花盛放,正是出门旅游、玩乐的好时节。宋朝人跟我们一样热爱旅行,寄情于山水的士大夫自不待言,寻常百姓也满怀趁时出游的兴致。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汇编,全面生动地呈现了孔子的思想。阅读《论语》,我们能深深感受到孔子身上的文化使命感。孔子有“从周”情结,推崇周文化。他认为,周朝的礼仪制度在借鉴夏商二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灿烂光辉。孔子一生致力于复兴周文化,传承文明,开拓创新,开创了影响中国最为深远的儒学。
南宋自宋高宗创立,历时一百五十余年,先有金国,后有蒙古,屡因落后而挨打,屡因军弱而受欺,卑躬屈膝,一隅偏安,大部分时间都在屈辱中度过,饱尝了奔波之苦,受够了逃命的惊吓,但他最后还是保住了卿卿性命,甚至还保住了半壁江山,这既有自己厚脸的哀求,也有武将拼死保卫的功劳。
王安石的咏史诗中,不乏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评价历史上著名事件的诗作。这类诗作无论是从评价的角度、思考的高度还是议论的深度来看,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价值。
昨天发了一篇文字《为什么当今越来越缺少好文案?别急,今后会更缺》,收获不少共鸣。与朋友互动,有一些文字,整理如下,作为后续
内在于启蒙主义的信念,新文化运动经历了两次激进化:第一次是启蒙的自我确认,旨在为启蒙清除一切旧制度及其相关的旧文化;第二次是启蒙的自我反思和继续推进,在政治主张上表现为从自由民主转向社会民主。在争夺对新文化运动的解释权的过程中,断裂论者和连续论者虽然呈现出尖锐的对立,但仍共享着启蒙主义信念。
“大德必受命”是儒家经典《中庸》提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这一命题涉及儒家思想的终极承诺问题,既关乎儒家思想在理论上的逻辑完整性,更关乎其在实践中的价值效用问题。借用西方现代哲学家奎因的说法,“大德必受命”正是儒家思想的本体论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