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常见的两个称呼是荀卿和孙卿,传统避讳说认为汉人为避汉宣帝刘询讳故改荀为孙。清代以来,对此说提出质疑并产生三种新观点,一是认为荀、孙是单纯的音同通用关系,二是认为荀、孙都是姓氏,战国之后混用,三是认为荀子本姓孙,荀是司马迁据其乡音所改。
孟子与荀子、心学与理学的关系,是儒学研究中首屈一指的大问题,被人誉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牟宗三、李泽厚都曾试图对此其加以综合,但效果都不理想。借助儒家生生伦理学的三分法,这个问题有望得到合理解决。所谓三分法即是将与道德相关的因素划分为欲性、仁性、智性三个部分,以打破西方感性与理性两分模式的一种方法。
不少网文都提到,王安石为捂住人们的嘴,不准他们非议新法,便派皇城司的逻卒伺察于市井间,发现哪个人讪谤新法,立即抓起来治罪。严格来说,这也不是网文的凭空捏造,而是受了北宋林希的《野史》的误导。
10月7日(农历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孔子诞辰之际,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孔氏宗祠彩旗飞扬,龙灯翻舞,钟鼓齐鸣。
黄勇先生《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一书体现了作者独特的研究进路,首先表现为哲学的历史与哲学的理论之间的沟通。书中涉及儒家哲学的不同方面,看似属于历史性的研究,但其中又处处渗入了不同的理论视域。同时,该书体现了中西哲学交融的视域:一方面,作者注意运用西方哲学理论、概念来回溯中国已有的传统,由此进一步揭示这···
孝,在当今中国是一个令人厌倦的话题,尤其对于青年人来说。著名的豆瓣小组“父母皆祸害”(Anti–Parents)就是这一氛围的产物,很多年轻人叛逆期时就是这个小组的成员,等他们自己做了父母之后发现自己父母更加不可理喻,仍旧还在群里。
方以智非常重视从“时”的角度探讨哲学问题,在《东西均》中也对“时”从多个视角进行了论述,赋予“时”相应的含义,如时间性概念、时代性概念、与相关词合成的哲学性概念等。方以智还在许多地方使用了在现代意义上与其含义相同的“同时”概念,并且往往把相反特性的事物、行为对举,阐发“存泯同时”的观点。“时中”是变变不变、不变而随变者。···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被尊称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2020年9月28日是第2571个孔子诞辰日,为表达全校师生对这位伟大先哲的怀念和敬仰,烟台市牟平区丰金国学学校特举办以“书声朗朗·儒风浩荡”为主题的纪念活动。
8月22日,(农历七月二十),陵川县平城镇南召村隆重举行了文庙修葺竣工暨孔子诞辰2567周年祭祀大典。县、镇两级各有关领导,支持关心南召文庙建设的历任职能部门领导,陵川县文化界人士,南召籍在外工作人员以及广大村民1000余人加了庆典活动。原国家教育部副总督学、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郭振有和晋城市委宣传···
今天,庚子年浏阳市秋季祭孔大典在文庙隆重举行,上午9时,随着洪亮悠长的一声“启户!”浏阳文庙大成门缓缓打开,天地号齐鸣,盛大的祭孔大典正式开始,按照迎神礼—初献礼—嘉宾敬献花篮—恭读祭文—亚献礼—终献礼—撤馔—送神礼等仪式有序进行。
为了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国庆假期,邹城孟府景区精心准备了开笔礼活动,让孩子们领略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迈出勤奋好学、尊师孝亲的第一步。
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不仅精研儒学,还对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古典兵学有过深入研究。他善于将用兵理论运用到战争实践,在平叛战争中有很好的运用,成为“知行合一”的最好注脚。就战争观而言,他主张“求善”与“去患”;就实力运用来说,他力倡“兵民合一”;就战争谋略的运用而言,他注重奇正结合。正因如此,兵儒合流的特征,在他身上有···
张载是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以虚、气、神、化、两、一等概念为枢纽的体系化哲学建构,以其高度的完成性及内蕴的义理深度而备受瞩目。然而,在虚、气关系等根本哲学问题的理解上,学界仍有不同的认识。分析不同理解背后的文本解读的差异,进而为正确的哲学诠释提供可靠的文本依据,是本文的立意所在。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
在仁、礼关系上,孔子存在以仁释礼与以礼成仁的不同进路。荀子虽然形式上视仁为最高的德,并提出了由“爱人”到“自爱”的仁学理论,但不是将仁落实在心性上,而是体现在制度中,是以礼成仁,发展的是政治化的仁学。
印度尼西亚的儒教与世界各地的儒教、儒学相比较,有它自己显著的几个特点。其一是它是印度尼西亚国家的体制内宗教之一,在国民宗教教育之中有自己完整的自小学至研究生阶段的孔教教育体系(图一),而非其他国家的体制外或民间现象;其二是它是在每年的农历八月廿七庆祝孔诞,而非一般的阳历九月廿八;其三是孔教活动的主要媒介或“普···
2020年秋季学期,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孔子学堂推出了新学期的文化讲座重点:不其(fújī)文化。此文化讲座系列属青岛市城阳区委党史研究中心2020年度课题研究计划项目《城阳区地方史志文化在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第二课堂中的传承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者也。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业。贵贱不愆,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此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何业之守也?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乱制,若之何其为法乎?”
1980年代贺麟曾撰写《唐君毅先生早期哲学思想》文纪念唐君毅,并借早年发表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说明1940年代自己的儒学思想与唐君毅在方向上有相同之处。通过贺麟与唐君毅的比较,可展现新儒学思想这一流脉的特征以及哲学依据。儒学现代开展这一流脉及其终结值得考量与反思。
将现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的“美德”观念代入宋明理学内部,在广阔而深远的研究前景中,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能否因为“美德”的附属性来否认宋明理学所讲的形而上学是基础主义即实体主义的?
“灾异”说是理解董仲舒思想体系之整体结构的核心枢纽,因为他正是通过解释“灾异之变”现象来臧否政治而引申出自己整个思想系统的三大板块及其关系。灾异说的政治理想却是皇权帝国之“大一统”的完善,这恰恰是对前述儒家神圣代言人的主体独立性的解构,从而也是对“灾异”说本身的解构,因而促使后世儒家转向“内在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