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则在充分整合“河图—八卦”“洛书—九畴”范式的历史影响与刘牧黑白点河洛范式的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以对调方式完成了历史上思想意涵最为丰富且影响最大的河图洛书范式重建,亦成功重塑了河图洛书的文明源起与传承价值。
“春秋决狱”通过类似“判例法”的礼来指导疑难案件的审判,从而具有与“司法审查”相似的功能。儒家士大夫灵活运用《春秋》中的“经权”原则,审慎行使“自由裁量权”,有效克服了成文法的抽象与僵化。
北宋《论语》诠释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在宋初集权强化背景下,田锡所作箴铭通过化用并重释《论语》,透露出对太宗乾纲独断和宰相权力萎缩、风骨不存的反思,以及对台谏制度废弛、士人谏议精神失落的担忧。
《洛神赋》是曹植写就的经典赋作,其创作年代大致在魏黄初四年(223年)之后,即其同母兄曹丕称帝建立魏王朝的时代。
人生有时候很痛苦,面对此种困境,哲学常常被视为悲观主义或者虚无主义。不过,尼采和海德格尔在生活艰难之时常常强调心怀感恩的核心重要性。哲学家基格拉·格纳什维利(Gigla Gonashvili)论证说,思考本身能被看作一种表达感恩的行为,思考和感激共同拥有的一个特征就是,承认存在本身是不请自来的一种馈赠。
曹参从“未知所定”到定黄老之术,道家虽说赢得毫无悬念,一切都显得云淡风轻,但就学问本身的思想主张而言,具体表现为勿扰狱与勿扰市这两方面,儒家也一向反对不教而诛和与民争利,相比之下并无特别出彩的地方。
墨子虽称尧舜,但讽刺起孔子来也毫不留情,挖苦孔子的博学不过“数人之齿而以为富”,显得比较过分。更过分的是《墨子·非儒下》篇,对孔子的各种批判乃至人身攻击。
基于以朱解朱的历史客观性立场,拟从以下方面就余氏的道体、道统论加以反思:“中”“心法”是否是道体、道统与道体有无必然联系、道体可否等同道之体、道统与道学能否切割、朱子与黄榦的道统论是否有异、道统与治统有无关联、道统与《中庸章句序》之关系、道统是否包含伏羲,由此反思余英时外王重于内圣的立场在理解朱子道统论中可能存在···
《管子》一书中多次出现的“仓廪实则知礼节”,后世典籍多有引用,亦为现代人所熟知,堪称流传广远的经典名言。
从比较哲学的视角看,孟子关于国家间关系的理论,在结构上非常类似于罗尔斯的“万民法”,因此可以被解释成一种儒家式的国际正义理论。孟子强调仁政思想的辐射性与超国家性,并通过经典的“王霸之辨”将天下国家根据不同的治理方式和体量大小分为五类。
三傳之異,異在師法。故春秋之學,首嚴師法。師法之異,曰事,曰義,曰例。事異者,若穀梁以仲子爲惠公母,公羊、左氏以爲桓公母是。
萬仞宮墻與神道之間,闕里護城河也。明正德八年所鑿,至今五百餘年矣。石橋紐之,曰石橋,亦五百年矣。石橋之東九十步亦有橋,三拱,曰東橋。橋之西一百有五步亦有橋,拱同之,曰西橋。皆近十年所造。所謂闕里護城河者,即三橋上河也。遊三孔者,無不先遊之。
“征有苗”是《尚书》中极具典范意义的重要事件,标志着大禹治水所创制的“五服”结构和天下体系的确立。在《尚书》各篇章中反复出现、贯穿尧舜禹三代的三苗问题之所以必须解决,是因为《禹贡》五服体系若不能将苗民容纳其中,三代至治之世就无法实现。先儒经解对“征有苗”的政教涵义有充分讨论,禹对苗民的征伐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异族征服或···
本次访谈梳理了张立文先生从中国哲学研究迈向国际儒学推广的学术历程。张先生深耕宋明理学,以《周易》和朱熹为突破口,奠定了扎实的文献考据基础。
中国文化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过阐释历史、评价历史人物来表述天命、理想、价值观、政治原则,从而形成连续的文化纲纪(伏羲炎黄尧舜禹汤)、完整的文化结构、完备的文化体系。
以钱穆、余英时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宋明以降直至清代的中国思想发展存在着一条内在发展的理路,强调儒学发展的连续性。“经世”思想研究正是在上述学术脉络下展开的。
儒家网二十四节气卡,颜玮书写,谌衡设计。
王夫之对“自我”的独到理解为当代道德能动性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相较于宋明理学对道德主体寂静本体式的定位,王夫之则主张现实的生成性自我。他通过改造佛教“能所”观,明确“能所”的内外二分,以内在“仁知之能”与外在“礼乐境遇之所”的互动。
2025年12月12日,冬风轻拂,日暖海滨,“首届新经学孔子儒经文化学术论坛”在新经学倡导者国学大师饶宗颐家乡——潮州饶平县汛洲岛力诚艺术馆举行。
借助晚近的斯宾诺莎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熊十力体用不二之学的境况:既要保持实体的独立性,又要立体用不二为宗,从而建构彻底的实体一元论,这是熊十力与斯宾诺莎式的形而上学需要共同面对的困难。基于此,目的论批判与理学批判也是这种实体一元论的内在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