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庄子》诠释把“有限性”论域(人的有限性,“主体”的有限性,认知的有限性)重新引入中国思想——在一个缺少逻辑和知识论限定的思想文化脉络中,“人而神”的路径似乎很容易导致知识的和道德的狂妄,并且在社会实践和道德实践方面导致灾难性后果。
代家庭革命倡导的男女平等,促进了妇女解放事业,却未能合理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混淆门内之治和门外之治,导致了社会公共原则对于伦理亲情的冲击。
本文提出“以儒教为方法”,打破学科长期以来的基督教中心的格局,推动各宗教的“自我言说”。文章基于儒教立场对麦克斯·缪勒的宗教发展的分期、马克斯·韦伯基于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命题对儒教的批评分别从知识学和文化学场域进行了分析讨论,是完善宗教发展模式、澄清儒教自身形象的积极努力。
“天人合一”与“万物一体”标识出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思维模型——一体性思维。基于天人关系的一体性思维与西方哲学中的主客二分思维具有显著差异。天地万物是一动态关联的宇宙整体,主体与他者共同作为宇宙整体中息息相通的部分,因此主客关系并非根本性的关系,主体与一体才是首要关系。主体正是在此一体中获得并实现自身的本性。这种一体···
在中国早期社会,礼、俗、法作为三种既相互关联又彼此区别的规范体系,共同构建并维系社会秩序与文化认同。它们层级分明、畛域清晰,同时又双向互动、功能互补,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的多层次治理结构,其中礼处于枢纽地位。
对于从小读鲁迅杂文成长起来的许多人来说,中国古代女性只是和缠足、贞节牌坊联系在一起,总之一片黑暗。但实际上,真实历史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古代女性的身份地位在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很大,一般情况下并非五四话语中描述和想象的状况。
牟宗三的“时代判教”意在呈现儒、释、道三教义理横向涵摄、纵向贯通的“通达”境域,这一通达境域包含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从横向将三教视为无限心的三种特定表现形态,从而打通三教义理的睽隔;另一个层面是从纵向将三教义理视为不断向“正盈圆教”趋进的过程,并将儒教义理视为兼备佛道义理的“大中至正之圆教”。
步入夫子庙棂星门,一条南北贯通的中轴线如同时光隧道,将两千五百年的儒学文脉与金陵风华交织于此。这条轴线不只是一种空间秩序,更是一种中国古典建筑美学的凝练表达——居中为尊、对称有序、层层递进,在视觉与精神的交汇处,完成一场无声的礼仪叙事。
新出土材料“孔子衣镜”所载“野居”,为理解“野合”提供了新思路,同样表明叔梁纥与颜徵在的结合并无不妥。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和对相关历史书写的解构,可以发现孔子身世光明正大,孔子母亲颜徵在的“毓圣”之功理应得到重视。
董仲舒《仁义法》阐述人我之分,要求德性主体必须拥有对别人、对他者的尊重和关爱。作为《春秋》学的一大原则,“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则主张区分人我、辨清仁义之不同的施行方向和作用对象,这便从道德论角度确认别人、他者的重要性,使别人、他者成为在我之外的独立存在者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湘楚大地的文脉长河中,湘潭锦石乡的碧泉书院如一颗璀璨明珠,映照着千年时光。
如何保持哲学形上追求又扎根伦理生活实践,这既是儒家以气论性理论模式发展演变的张力,也是今天我们实现中国古典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在动力。
本文基于田野调研和统计数据分析,提出当代文庙祭孔在文化内涵、祭孔标准形式、礼制属性等三个重要维度上体现出“仪式化”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中所隐含的社会认知和定位之间的张力与形塑,以期能初步回应儒教传统祭祀文化当代实践的相关问题。
“郑何之争”的根本区别在于经典解释的不同视野:是将《论语》置于经学中,还是将《论语》学视作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郑玄和何晏在经典诠释上的不同,既反映了汉末和魏初不同的学术语境,也指示了对待学术传统的两条“话语”进路:使用传统的语言与传统对话、解决学术传统的问题,抑或是将解释传统视作面向当代的文本。
作为中国书院文化重镇,古称“江右”的江西坐拥全国近四分之一的书院。在这里,一场书院“焕新”探索正在展开。从城市到乡村,星罗棋布的大小书院,以不同方式寻找着各自的活化路径,为守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脉提供了丰富的观察样本
唐虞之道》所论“爱亲尊贤”与《五行》《尊德义》一样,仍不出“仁内义外”之道的叙事模式,“孝”是“仁之冕”,“禅”是“义之至”,前者具“匿”之柔质,后者具“简”之刚质。之所以倡导“情义兼尽”,旨在损益文质、补弊旧礼尚文之偏失,当然亦怀有“重建礼制”的心愿。
历来解读《中庸》,大多沿用朱熹拆分的三十三章,容易把完整的义理拆得零散。尔雅台的《中庸义解》,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跳出章句拆分,按《中庸》本身的义理脉络,把全篇重划为逻辑连贯的七篇
告子以“门”为界区分内外,关注仁义的不同施展范围,旗帜鲜明地持一种“仁内义外”说;而孟子以“心”为界区分内外,通过强调内在之“情”之于仁义的不可或缺性来突出道德的内在性,但他却并非持一种纯粹的“仁义内在”说。
儒学对周道的态度往往周旋于三者之间,若强调“文质再而复”的循环文明论,则《公羊》学“损文从质”、救弊开新的改制说,皆是题中之义;若强调“文质彬彬”“人道至文”的礼乐渐进论,则经史文明中崇尚“周礼”监于二代、复周之制的反古论,是其本根。
廣州華峰寺位于黃埔區永和街。因坐落於華峰山上,故名。寺甚古老。始建于唐中宗神龍元年,歷時千三百年矣。期間幾度興廢。最末次毀於抗日戰火,非毀於文革。故藏經閣為古跡,山石與池石皆爲古跡,已大不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