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元气论更多关注的是人与天地万物的本源问题,那么德气论论则将元气论包含在内:它既以气为万物的本源,又强调气内在地具有仁义礼智之性,从而以气为基础为人性或道德性奠基。
“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宋儒邵康节先生《冬至吟》诗,道尽冬至节气阴阳流转、天地复始的奥妙。
综合比较可见,张载和程颐的易学在宇宙的运动模式、动静形态以及动力本源这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相较而言,程颐的理论更为成熟,成功规避了张载在宇宙动力问题上的理论困境。
儒家之志指向行道济民的远大理想,至大至难,故必然会带来意志无力的问题,这正是此章开头公孙丑提问的核心关切,而“浩然之气”说则是就此问题而提出的行动理论。养气与经世是一体的行动。从“行动”的角度切入,不仅有助于读通“知言养气”章,还能进入《孟子》的“历史世界”。
宋元时期,诗学完成了一次重要转型,时段大致在南宋后期和整个元代。
张载发明《周易》“知幽明之故”,反思既往之“形名”理论,围绕“气”“象”“形”“体”“意”等范畴,建构起涵盖“可名”“有名”“得名”“由名”“兼名”等内容的“名学”理论体系,弥合上下,贯通天人,赓续文脉。
2024年11月9日上午,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哲学系主办的《朱子的哲学世界》研讨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召开。
心异情睽。一时之兴,无改乎一世之志。吾东园有枫而青,西园有枫而艳,朝往东园,暮游西园,游人禽鱼,相与为亲,率兴往还。故予常言,心有山林,则城市为丘岳,心无青莲,则净土为红尘,孰弊弊以山林为是。潘岳云‘庭树槭以洒落’,此心常在,吾不拘于远子,岂必固于子义。子勿执,当万山红遍,自有一叶,为吾与汝笑于天地之间矣。
《阳明学人科举录辑刊》首次对明代中期阳明学相关科举录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科学分类,为研究阳明学士人群体及重构阳明学发展谱系提供了核心文献支撑。
孔子之前就有六经的依据,不外《左传》《国语》等著作中有与六经同名文献的记载,以及郑注孔疏对《周礼》所言六艺为六经的误解。澄清这一点,孔子之前有无六经元典的问题就会得解决。
借助安乐哲的“心—场”理论,可见儒学工夫中“身”作为“一多不分”的关系性存在,是理解儒学工夫作为合内外之道的关键。刘宗周的诚意哲学即是如此,其以意、气、身贯通为一关系性实存,诚意即由此身出发,在与家、国、天下乃至天地万物的关联中追求内外融通的共同创生。由此理解儒学工夫内外维度的核心逻辑,有助于澄清以工夫修养为内在精···
在反思儒学为何在秦汉时期沾染上了带有迷信色彩的阴阳家之言的同时,缪钺表彰荀子学说,认为这是有助于倡导科学精神与求真精神的本土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缪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对儒学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命运有了更为全面的剖析。
窦太后受黄老道家的影响,除了守住类似于清净无为这种教义,对于王臧和赵绾积极推动各种典章制度的建设,缺乏基本的认知,一律当作“此欲复为新垣平邪”处理,运用皇权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这是儒家在独尊前夕的最后一次曲折,也是黄老道家的势力最后的激烈挣扎。
中华人民共和国76年暨孔子2577年〔耶稣2026年〕1月3日
唐、牟继承其师熊十力的学术遗产,既捍卫了儒家性善论立场,力主恶在人性中是无根的,又以现代性视角高扬了人的主体自由;主张从实践工夫上为善去恶,而不是仅停留于对恶的理论解释;以中西学理资源互为镜像作为方法,反思本土哲学问题,彰显了多样性文明下哲学的交流互鉴是开拓儒家思想的重要路径。
“早期启蒙说”重在具体分析“儒教”传统的历史变迁与思想得失,“人文精神论”强调继承“儒学”之超越性精神传统。以“社会系统”分析对明清之际儒教的分化和变异作出考察,可使“早期启蒙说”的具体批判获得来自儒教研究的补充说明。
当代学者多以“反性理学”的实学立场来定位丁若镛的学术。在易学领域,丁若镛追求“三圣古义”。在他看来,文王、孔子以文字揭示伏羲画卦和卜筮背后的理则,遂有三圣之易的发展。
译人是跨文化沟通的重要媒介,在汉代国家治理与对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代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多层次、多民族的翻译群体,其活动贯穿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是汉代边疆拓展、民族交往融合与丝路繁荣的有力支撑。
2025年12月28日,冬阳映檐,墨香盈庭。值此佳辰,我们相聚钟灵毓秀的金鹗书院,共贺其重开两周年之盛事,同续千年文脉之新章。
钱穆深有取于王夫之的性日生日成说,而不取其自然气化论,转以人文化成、历史积累作为“日生日成”的实现动力,通过辨“故”“性”将史学引入了庄学,为“天人合一”增添了“历史”的维度;在保留人性的自然源头的基础上提高了文化的地位,弥补了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的缺陷;进而以庄学补缀儒学在天人关系上的诸种偏颇,达成“天人合一”的圆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