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恩师已逝去四载,然每思及先生,音容宛然如在昨日,记忆的边缘处不断闪现出他言传身教的点点滴滴。今年先生的祭日一如往年天蓝云淡、阳光炽然,万安公墓经过近年的修整,格局有了不少变化,更显宁静肃穆,先生墓前去年也增添了有关部门按统一制式做的铭牌。世事无常变化难免,但心中的有些记忆永远不会被时间尘封或改变,反···
在我年轻的时候,有几位中国的老先生(现在称“老先生”,但在当时他们也像我们如今这般正值盛年)对我帮助很大。第一个就是庞朴先生。
关中王学”的学理特征有三:一是强调体用兼赅,突出本体与工夫的统一;二是强调反身践履,突出思辨与实修的兼重;三是强调双向会通,突出阳明心学与张载关学的理论创新。
凡自上殺下,及兩下相殺之等,皆曰「殺」。是「殺」之言,臣子辭也。案春秋,若外大夫卒者,例不志,殺之而得志者,杜預釋例云:「古者討殺其大夫,各以罪狀宣告諸侯,所以懲不義,重刑戮也。」是受其告,故有其文。凡「殺」以討賊爲大,師云:「討賊,例時。」大者猶時,小者可知。
曲阜孔庙崇圣祠院内有三通孔氏宗族谱系图碑,因风雨侵蚀严重,碑面文字磨泐,辨识困难。《至圣林庙碑目》《曲阜碑碣考》《孔子圣迹志》《曲阜的历史名人与文物》《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等虽有着录,但只有存目,且人言人殊,讹误错乱,俱不得其详。今重新释读如下。
曲禮云:「莅牲曰『盟』。」孔穎達云:「莅,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
有关中华文明的理论问题,我已在《文明论》一书中作了系统论述。在此只想说明一个基本事实:中华“文明”概念并非舶来,而是中国先贤自主创造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知识与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因此,重建中华文明理论必须回归己身文明的概念体系及文献传统。
汉武帝一生,本以武功名世,然《汉书·武帝纪》赞语所及,竟全系武帝之文治成绩。细察班固所总结武帝朝之文治成果,其主要内容实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形而上的哲学维度和视野出发,可以对文明和文化作相对区分。确定文明标准有两种不同思路:一是西方坚持形而下的器物、知识和科技优先,以单一文明标准评判文明优劣高低;二是中国秉持和合哲学、伦理道德和仁义礼仪为优先,基于客观事实,强调文化是文明的前提,而不是文明本身。
2026年5月24日,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主办、浙江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与法治现代化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一届中国传统文化与法治现代化论坛”在杭州隆重举行。
近些年来,“文明”成为热词,中华文明到底是五千年,还是八千年,抑或更早更晚?众说纷纭。究其原因,学界对“文明”的内涵和标准有不同理解。
江西又一家书院配备“山长”。
皮锡瑞《经学历史》将西汉元、成帝以降直至东汉划为经学极盛时代。清人倡明“汉学”实为东汉古文经学,确与西汉今文经学不同。虽然东汉立于学官者仍为今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勃兴,经过从西汉后期到东汉的反复博弈,至三国之际古文经学已经无可动摇地占据了主导地位。下面,我们以问题为纲,简要介绍一下东汉经学。
最美人间四月天,最是书香能致远。在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之际,当代江西杂志社倾情推出系列报道,寻访江右书院,对话文化名流,直击前沿业态,邀您共沐赣鄱风雅,溯游文脉长河。
这次会议主要是关于鹅湖之争。大家都知道,鹅湖之争是关于心学和理学关系问题。心学,从历史来看,它的后起之秀是王阳明,王阳明的足迹主要在浙江、贵州和江西,他在中年的时候流放到贵州,流放结束以后,就到江西去任职,开始了江西的事功之学和讲学过程,由此也形成了江西的江右学派。在江西期间,王阳明曾经到过龙南,写过《观德亭···
5月23日上午,泰国诗纳卡琳威洛大学董事会主席春蓬·蓬帕拉、董事披尼·扎禄颂巴、校长乔维·杰拉吉率团到访国际儒学联合会,开展友好访问交流。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郝平,副秘书长蓝素红、徐永吉参加会见。
第一,面对传统天命观崩坏的现实,董仲舒提出三统说以重新解释历史,将道德之天重新外在化为秩序与法则。第二,董仲舒明确天的人格神属性,合并至上神与祖先神,以实现天命的客体化,兼使血亲伦理与政治秩序获得合理化论证。
自南宋以来,迄止近代,从庙堂到江湖,儒学以朱子学一统天下。儒学流派众多,何以是朱子学?从宋元变革社会转型的历史脉络中考察,以下尝试给出简单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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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76年暨孔子2577年〔耶稣2026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