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提出“井地”的背景是战国授田制,但由于坚守“恒产”“取于民有制”“谨庠序之教”的仁政原则,其制度设计与战国诸侯的土地制度有很大的不同。澄清“井地”非三代井田制,而是为滕国设计的土地制度,可以对孟子的仁政理想有新的认识和理解。
李泽厚先生以饱满的文学激情而热情讴歌的所谓“启蒙”,并不是被所谓“救亡”压倒的,而是“启蒙”自身就存在着极大的蒙昧性,从而必然导致很多方面的灾难性后果。这种灾难性的后果,不仅体现在当年的所谓“救亡”过程当中,而且这种“启蒙”自身的蒙昧性,又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谓的“启蒙”重启过程中,当然,在李泽厚先生这篇讨论“启蒙”与···
湖南走向世界,有很多张亮眼的名片,而王船山这个名字,就是其中非常夺目的一张!
《春秋》学肩负着体证天道性命之理的道体和奠定立国根本规模的治体的双重使命。以道体为治体的正当性来源,以治体作为道体的客观化落实,赓续着儒学全体大用、内圣外王的宏阔规模。这样,王道政治的重建才具有根本的合理性依据,并且能够在吸纳文明新质过程中做到因时创制。基于此种明体达用的“安定规模”,儒家经学能够不断地激活和增···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徽州府休宁县隆阜村人)是清代著名的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也是乾嘉时代一位极具个性而又颇受争议的思想家。他一生穷困,却矢志于学,四处漂泊,而成就非凡。
朝鲜前期的“四七之辩”在朱子学的框架之内展开,退溪力图以“理发”凸显“四端”的超越性,将“四端”与“七情”视为异质异层的两种情感。而栗谷恪守朱子“情即气”的界定,将“四端”与“七情”视为同层包含的关系,并以至善之“意”作为引导“情”的超越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道德情感的替代性方案。
牟宗三将历史视作“理”在人之行事中的展开过程,因而人性论是历史哲学与形而上学的理论中介。“理”分为“实现之理”和“形构之理”,表现在人性结构中就是“综合的尽理精神”和“分析的尽理精神”,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就是这两种理性的实现过程。
11月4日,孔子研究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孔德立赴国际儒学联合会拜访,与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马箭飞就进一步密切交流、加强合作、促进发展进行了深入会谈。
6月21日下午,身处偏远西南贵州的我,突然接到一位久未联系的北京老师的来电,说他今天很高兴地在北京见到张新民先生。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其相遇的欣喜之情如在目前。末了嘱咐我说,贵州虽然远离学术文化的中心,但因为张新民先生在,子居九夷,何陋之有?希望能一往如昔,向他请教。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文明正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拥抱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2024年(甲辰)11月2日,以中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协会为指导单位,至圣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启书带领20位礼生、60位学子于台北孔庙举行第四届台大中文系敬师志学礼。
苏轼具有强烈的承道自信和传道意识,苏学一度也被一些士人视为儒学正统。苏学虽然在北宋后期遭到新党集团的严重打击,但最终在南宋崇尚元祐的背景下强势反弹,并在宋孝宗时期达到极盛。关于淳熙四年的孔庙礼议和苏学之盛,张健先生曾作出过相当精彩的分析,但其将苏轼未能从祀配享的原因主要归结于“遭到理学集团的阻挠”,或许值得商榷···
《论语》是孔门问学心得之集结。今欲通治群经,须先明“微言大义”。欲明其微言大义,当先求之《论语》,以其皆孔门问答之词也。求之《论语》,若不能得旨,并是微言;得其旨者,知为大义。一时并得,则虽谓仲尼未没,七十子未丧可也,岂非庆快之事耶?故《论语》一书,六经之精要也。
2024年11月9日下午,第一期“新经论”青年学术沙龙《董仲舒与何休的公羊学》在同济大学经学研究院成功举办。作为首期沙龙的主讲嘉宾,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黄铭副教授,围绕“董何之异”这一重要经学命题,为与会师友作了一场精彩、生动的学术讲座。
人上应新文化运动的质疑,下启后续新儒家的思索,在对家庭的立场、家庭对个人的意义、家庭对社会的意义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独特认识:熊十力侧重“破家”“革家”,梁漱溟主张“立家”“育家”。二人家庭观的分歧之因由主要涉及学术层面、政治理想和个人成长环境三个方面。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论衡东西文化而挺立中国文化的价值,成为公认的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古典学作为研究古代文明经典的学科,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价值。西方古典学的形成史以及晚近中国古典学的兴起,都体现了古典学在国家发展和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与西方社会的方案不同,东方儒家伦理提供了另一种积极老龄化的叙事,该理解不是聚焦于生产力,而是关注一个变老的社会如何帮助个人应对越来越长的生命周期,实现好的生活。儒家的“学”与“孝”是帮助我们实现积极老龄化的两种重要方式。
任鹏程的《先秦两汉儒家气性论研究:从孔子到王充》(以下简称《先秦两汉儒家气性论研究》)接续前贤,以哲学史的方式展现中国哲学家的人性理论,将论述的重点聚焦于先秦两汉儒家,并提出一种新的理解模式,即“气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