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子以“门”为界区分内外,关注仁义的不同施展范围,旗帜鲜明地持一种“仁内义外”说;而孟子以“心”为界区分内外,通过强调内在之“情”之于仁义的不可或缺性来突出道德的内在性,但他却并非持一种纯粹的“仁义内在”说。
孔子回到魯國,子路還在衛國。有問題要問老師,很不方便。
孔子要離開衛國,孔文子一再堅決的挽留他。正好季康子派遣公華、公賓、公林這幾個人,備妥了周到的禮節來迎接孔子,孔子就回到了魯國。孔子離開祖國,一共經過了十四年。離開的時候是魯定公十三年,五十五歲;回來的時候是魯哀公十一年,六十八歲。
唐末至宋初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迭、秩序崩溃、生灵涂炭、人心思定,各路枭雄呕心沥血、披荆斩棘,追求建设太平社会。
孔子晚年,雖被召回,而所職不過國老,即備顧問而已。通過弟子干政,效果甚微,於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整理典籍上。
我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礼文化可以说是中国文明最显著的特征。
唐虞之道》所论“爱亲尊贤”与《五行》《尊德义》一样,仍不出“仁内义外”之道的叙事模式,“孝”是“仁之冕”,“禅”是“义之至”,前者具“匿”之柔质,后者具“简”之刚质。之所以倡导“情义兼尽”,旨在损益文质、补弊旧礼尚文之偏失,当然亦怀有“重建礼制”的心愿。
大成路之東孔子研究院之南,小沂河公園在焉。循河而下,有亭翼然。過亭,古柳三五,合抱,皆非魯智深所能力拔者。
儒学对周道的态度往往周旋于三者之间,若强调“文质再而复”的循环文明论,则《公羊》学“损文从质”、救弊开新的改制说,皆是题中之义;若强调“文质彬彬”“人道至文”的礼乐渐进论,则经史文明中崇尚“周礼”监于二代、复周之制的反古论,是其本根。
在王阳明思想中,“知行合一”观点声名远播,自然也受到历代研究者重视。
顏回、子路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在孔廟,顏回列入四配,子路列入十二哲。顏回,字子淵,小孔子三十歲。他的父親顏路也是孔子的學生。子路,字仲由,又稱季路,小孔子九歲。《論語》裏關於顏回、子路的記載最多。顏回的記載全是表彰肯定的;子路有肯定的,有批評的,但批評中含有深情。
讀儒家網吳劍修副研究員文,以爲鄭玄 《毛詩·衛風·河廣》“一葦杭之”之義,即“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其中之加,乃架之義。以為一葦架橋,則可渡過黃河。謂此為誇張之說,實喻其狹也。
丁为祥教授所著《天理与良知》五卷本,是当代宋明道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系统性成果。这部著作以长期的理论深耕与文本钻研为基础,围绕“天道性命相贯通”这一核心线索,对北宋至明代七百年间道学的兴起、展开、传承、分化与转型进行了整体性重构。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教育机构,肇始于唐,兴盛于宋,沿袭至元明清,穿越千年风雨,弦歌不辍。
古汉语中,繁体的“聖”“聲”同源互训,揭开了“耳口为圣”传统的面纱。古人对声音的理解,首先是从认识论角度,以其为基本思维方式,而非仅仅把它看作“气动”的物理现象,或者一种艺术形式。中华文化的声音传统在《礼记·乐记》中有集中表达。身处喧嚣的现代社会,重温《乐记》的声音智慧,当不无裨益。
《孔子家语》(以下简称《家语》)作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核心儒家文献,与《论语》同源互补,却在学术史上背负“伪书”标签近千年。这一标签的形成,并非源于典籍自身的缺陷,而是中国学术史中特定思潮、学派纷争与主观臆断共同形成的误判。细究“伪书说”的脉络可见,其问题始终聚焦于“立场先于实证”“误读取代考据”“逻辑凌驾事实”三···
二十世纪前期,先后出现两套非常重要的经教用书,继承「因文明道」的经学教育向度,对治时代问题,开拓了经学的新途径。
海昏《诗》简每首诗的篇尾都有概括诗旨的文字,如《匪风》“刺上”、《桃夭》“说人”。这种概括诗旨的文字极简短,多为两个字,内容也多重复,多为“说人”“刺上”等。有学者依据所谓传世文献三家《诗》序,称海昏《诗》简概括诗旨的文字为“海昏《诗》序”,并以此证明汉代三家《诗》皆有“诗序”。
孟子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对儒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期的《文化中国行》,我们一起走进孟子故里山东邹城,在孟庙的古柏石碑间感受千年儒家风骨。
孔子年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