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学习贯彻文化思想,认真落实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围绕文化传承发展这一主题,持续策划开展系列宣讲。本场讲坛来到福建南平考亭书院,从“第二个结合”的视角重读朱子的敬业之道,为现代社会培育职业道德提···
校勘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修复工程”,其核心使命在于通过对古籍文献的整理与诠释等工作,使文化基因得以更好地传承与延续。纵观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学术演变,汉代学者郑玄对“三礼”著作进行的一系列校勘实践,为后世学者树立了鲜明的校勘典范与学术标杆,在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章华台是楚灵王(公元前540年—公元前529年在位)历时五年建造的一座著名高台。高台落成之时,灵王为了炫耀,特意邀请中原的鲁昭公等前来参加庆典,可见其规模是空前和罕见的。
《论语》作为中华文明的“元典”之作,凝结着中国人特有的修身、处世、为政、治学的朴素智慧,其“正实而切事”的特质,使其成为跨越2500余年依然鲜活可感的思想宝库。
乐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其地位一度十分尊显,但后来式微了。乐学之乐,指作为中华文明基本形态的“礼乐”之乐。中国古人认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程颐说:“天下无一物无礼乐。”礼乐体现的是宇宙的秩序与和谐,是万物存在与运行的根据,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意义。
汉宋礼学呈现出政、教两端的往复鼓荡之势,推寻其嬗变之迹,盖当以中唐为转轴时刻,以杜佑、韩愈为时代分野的先后型范。杜佑持“理道”观编撰《通典》,上承《汉志》与郑学的理念与文献,乃是汉型礼学的“终条理者”。
中国古代的地方官学虽见于先秦经典,但在全国普遍设立始于唐宋时代。儒家将教化作为地方治理的根本。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崇古思想,“历序群圣之统”,于古史叙事中梳理出一条与社会黑暗面抗争的道统脉络。在历史发展前期,该脉络以尧舜为首,构成了孟子的圣王谱系,圣王治世也因此成为孟子的最高政治理想。
2026年3月24日丙午二月初六辛卯月丁酉日晴。早起與春祭。龔蕾母子來。與談久之。撰古文講義。晚戴集潤、劉士碩迎余與雅集。晚與雅集。李一嘯、李姍珊主持。揚袘戌削,風華翩然。曲阜副市長周凱致辭。掌聲雷動。
五经文本脱胎于周代封建社会,《白虎通义》在继承五经的基础上,沿袭周礼中的许多制度内容,但又融入了郡县时代的制度原则与价值追求。以《白虎通义》为代表的汉代经学对汉代政治的塑造重在制度方法与价值理念,沿用了封建时代的经学话语而代之以郡县制的运作机制。
晚清经学大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对清代经学之发展有一个扼要而精准的概括,其言曰:“国朝经学凡三变。
通过玄学对治道理想与实际的反思为佛教进入讨论营构“治教”论域,在理想治道的视域中以更符合道“导物”特征的佛教为本、以儒家为末,在现实治理的视域中以更适应“百姓之心”的儒家为主、以佛教为从,克服了以单一立场建构三教关系理论所无法避免的偏敝,展示了一种实现理论与现实平衡的书写技艺及对“为治”的关切。
君子之学乃是为己之学、快乐之学、共享之学,经由日常生活之“学习”而成就君子人格。“学为君子”“学以致道”是“知”,“习成君子”就是君子之道的贯彻落实,超越“小人儒”而成为“君子儒”则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
养生文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重要构成。道家贵“顺应自然”,医家重“调理脏腑”,儒家则另辟蹊径,将养生与道德修养、人格完善紧密结合,开创以“修身养性”为核心的养生传统。其中,孟子“养气说”上承孔子“仁者寿”的伦理理念,下启后世“文气说”“心性论”等身心实践,将“气”从生理层面拓展至精神境界与宇宙秩序,为儒家养生观奠定了理论基石···
“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方以智用“核仁”和“全树”的隐喻对克己与由己的关系、仁与礼的关系进行讨论,转化了剥、复两卦的易学资源,基于“剥烂复反”蕴含的相反相因而提出“核仁说”,通过“克己即由己”这一命题凸显了对欲望的自我节制本身恰恰是个体在修身工夫中心灵最高主动性的实现。
以“民”之名,重问哲学何为。
唐文明回顾了从肯定现代性到彻底反思的思想历程,阐发了基于沃格林多元普遍主义的历史哲学架构,正面回应"中国在普遍历史中的位置"这一命题,并就儒教的制度化存续、以教化为本位的经学研究方案、儒耶之辨与"化西"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论说。从真实的人伦经验出发,经由尼采、海德格尔、麦金太尔等思想资源的淬炼,唐文明以"出入西耶,···
《儒林》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学术刊物,由庞朴先生创刊于2005年,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儒林》是高品位的大型学术连续出版物,主要刊载儒学及儒学相关的研究成果,每年出版两辑。
北宋司马光主持编撰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丰碑,具有“通”“正”“经世致用”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