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殿在北宋时期正式成为谒陵礼仪活动的重要场所。《宋会要辑稿·礼三七》记载同知太常礼院林希言:“伏见陵宫奉祀牙床祭器等,祀毕,但置于献殿内暴露,日久易致腐剥。
关于孔子说的“君子不器”(《论语·为政》),钱穆先生是这样解读的:“不器非谓无用,乃谓不专限于一材一艺之长,犹今之谓通才。”(《论语新解》)意思是说,君子应该成为通才、全才,而不是专才、专家。学界类似看法还有不少。问题是,这些看法准确吗?
2月17日,我们将迎来中国传统历法丙午年的正月初一,即农历新年的开始。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称之为“正月旦,王者岁首”,因为这是由“王者”(代表国家和中央政权)制定和颁行的历法岁首。这个岁首,西汉《太初历》制定颁行时,称为“元旦”,沿用两千多年。到了近代,为与世界通用公历年元旦相区别,所以改称为春节。
王家咀楚简《孔子曰》中管仲奢侈失礼之举,与《论语·八佾》“器小哉”之评语相应,孔子借由批评管仲、晏婴二人来纠正人们日常行为之失范。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看似矛盾,实则并不冲突。孔子之后,儒家内部对管仲的评价趋向分化,遂形成儒学史上著名的“管仲问题”。
西元2026年元旦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德阳文庙,在德阳市博物馆的支持指导下,一场由易道生文化团队组织,以善德书院读经班一百多位学子及其家长为主,志愿者老师为执事的“元旦祈福礼”活动在大成殿前拉开帷幕。
构建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是文学的重要社会功能。这在先秦就受到了士人的关注,“《诗》可以群”的提出就是代表。
在《孟子》中,有很多段落都关涉到战争,在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形势下,小国忧虑于国家存亡的问题,大国在相同的紧迫感驱使下,也会积极地发动战争,谋求进一步的壮大。在这个局面下,诸国君主问政于孟子,自然多汲汲于如何富国强兵,以便在战争中获胜。
2025年11月9日,“《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暨船山思想的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期刊界代表等近150人参会。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两千多年前中国先哲的思想精华,似乎在美籍汉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Roger T. Ames)身上应验——他曾醉心于写诗,18岁时远赴中国香港寻找新的诗歌创作体验。这次东方之旅意外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深耕中国哲学的研究之路自此而始。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岁时传统,承载着农耕文明的智慧与伦理,历经千年演变,从地域性的民俗节庆逐步突破民族、国界、文明的界限,成为兼具文化认同价值与全球沟通意义的符号。春节是从古代岁时仪式发展到现代文明的民俗代表,其核心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在契合。
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不仅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实践结晶,更是清代古文选本编纂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这部选本诞生于乾嘉学术鼎盛而文学思潮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期,既系统梳理了中国古文的发展脉络,又通过体例创新与理论阐释,确立了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合一的古文范式。
陆象山是中国古代思想史转型的重要人物。他深刻而系统的平民思想和平民精神,刷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本思想,是南宋时期思想万壑归海、历史发展的结果。
有“文化保守主义之旗”之称的《原道》辑刊,由陈明先生创办于西元1994年,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首个亮出鲜明儒家立场的民间思想文化刊物。2024年7月14日,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原道》集刊编委会、湖南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了《原道》创刊三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后以《〈原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原道〉创刊三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发言实···
本书汇集了作者二十余年来关于“哲学比较”的重要研究成果。
自汉朝建立至儒学独尊,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颇具独立性的阶段。汉初延续战国末期诸子百家的传统,有着长达七十余年的思想争锋局面。
王家咀楚简《孔子曰》中管仲奢侈失礼之举,与《论语·八佾》“器小哉”之评语相应,孔子借由批评管仲、晏婴二人来纠正人们日常行为之失范。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看似矛盾,实则并不冲突。孔子之后,儒家内部对管仲的评价趋向分化,遂形成儒学史上著名的“管仲问题”。
顾涛教授的新著《礼治三千年:制作与因革中的法理》(以下简称《礼治三千年》),立足于深厚的经史传统,对中华礼治体系展开了兼具现代学理深度与历史纵贯性的系统阐释。其副标题“制作与因革中的法理”,清晰彰显了作者承前启后的学术追求与融通古今的治学视野。
诗学是“观察人类心智历史与人文精神的一个特殊角度”。本书以现代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观照中国传统诗学的整体发展,注重析论其中蕴藏的精神价值和思想传统。书中分内外篇,内篇为纵贯的史论,分别从“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意”五大范畴标示中国诗学从先秦两汉到宋代发展成型的关键要素和精神方向;外篇以“乡关之恋”“佳人之咏”“时间”···
夫曲阜弘道路之西,舞雩路也。路之南,舞雩壇廣場也。廣場中有地隱然而高以方,環為翠柏石欄,即舞雩壇遺址所在也。
陈寅恪先生名讳中“恪”字的读音之争,是学界数十年未解的公案。围绕“恪”应读kè还是què,研究者从辞书演变、家族方言、当事人与亲友佐证以及语音规律等多维度探究,论述颇丰却难有定论。若跳出近现代语境,审视清代文献中“恪”“悫”通用现象,或许能为破解这一争议提供更具历史深度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