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历史,我们会发现,真正的中国研究方法是经史之学。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史哲”只是传统经史体制崩解后,被迫寄身于现代学术体系中的残片。如果我们意欲接续中国学术传统并予以弘大,那就应当接续经史之学传统,尤其是发现并弘大20世纪的经史之学,从而在更大范围的新天下发展中国式社会科学体系。
在我看来,自发的协调性(即没有统一操控的协作)要比具有神秘色彩的荣格的共时性更能说明儒家的和谐概念。同时,我不排除因果联系在和谐过程中的作用。我尤其赞成范教授关于“和谐主义是儒家伦理学的首要特点”之观点。
我认为,这里真正的问题不是契约传统,而是超越国家的全球化是由为了自己利益可以不顾一切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主导这一悖论。对此,我也在我的新着里提出了以“仁责高于主权”为原则的儒家新天下体系。我想,上述在政治与制度层面上的努力,也许才是大疫当前,儒家能够做出的贡献。
范教授强调儒家不以契约关系理解家人关系乃至五伦,可能是出于对契约的某种成见,这种成见以为,凡说到“契约”,就是西方功利主义所讲的那种带有很强的物质利益交换意图的契约。儒家固然没有这种强烈的功利意图,但也并非毫无平等互利的契约意识。
福山对儒家文化的当代愿景多有论述。分析福山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是观察大疫背景下,儒家伦理学在西方伦理学界处境的有益管道。
范瑞平教授重点阐述了“为什么应该主动诉诸儒家文化的伦理资源来思考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危机以及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究竟是什么?儒家文化的伦理资源如何解决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危机和挑战?
笔者非常认同范教授的此一主张,也基本赞同他所提到的儒家和谐理念应对新冠疫情的殊胜之处。但正因为这一主张在思想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它值得细致的审查、辩护和批判。本评论试图从儒家和谐文化的角度回应新冠疫情应对中的关键问题,也是与范教授进一步商榷。
儒家自然反对如此坐等病毒肆虐的「佛系模式」,西方社会最后也都全力去防堵病毒,没有任由病毒肆虐到尽的方式。西方也有年青人认为自己身体强壮,不怕病毒,或认为这只是一种流行感冒之类,因而轻忽不理,以政治之自由权利来拒绝政府强制戴口罩,禁止聚会等限制令。此与西方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无关,更与原则主义无关。但由此而产生对···
东亚国家对于这次疫情的应对,至少在疫情明显出现之后,总体上处理得较之西方国家更好,背后实有不同的伦理精神的反应和支撑。本文诉诸儒家美德伦理学的资源,宣导人类进行伦理学的范式转向:我们需要和谐主义(而不是科学主义)的发展观、美德主义(而不是原则主义)的决策观、家庭主义(而不是契约主义)的天下观。
中国在这次疫情应对中取得可喜可贺的成绩,而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至今仍是疫情重灾区。福山认为中国的强大执政能力是关键因素,但是正如范文所指出的,儒家传统伦理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可是却被很多人忽视了。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儒家伦理的重要性,需要重新认识儒家伦理学相对于现代西方伦理学的优越性,需要思考为何大疫当前儒家伦···
钱锺书对理学家诗的批评体现了其思想“趋时”的双重性:表层的与意识形态相呼应的“趋时”和深层的与二十世纪以来借助西方思想“重估”中国传统的潮流相激荡的“趋时”。前者表现为在《宋诗选注》中理学家诗的大规模缺席,后者表现为他以理念说、审美无功利说等西方现代美学观念为理论资源“重估”理学家诗与中国诗学传统,对诗的认识亦藉此发生···
中国近世以来的政学互动揭示出,政治批判意识强烈的宋明理学与秉持保守宪制精神的经制事功学形成了极富辩证意味的张力结构,后者尤能维系经世传统的政治成熟心智。转入现代,西学移植下的变革思维成为主导,理学精神改头换面重获新生,深得治体论精义的立国思维隐没不彰。立国与变革的张力结构被倒置,变革宰制下的现代学术话语与政治···
康有为以及持经学路线的新康有为主义者所自居的正统,并无历史与理论的基础。作为复兴儒学的途径,它有着种种缺陷。如果我们还希望儒家作为普世价值,参与到当代放大了的诸子竞争之中,我们就应该采取一种子学路线,即在包容从不同的儒家经典出发的多元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历代儒者对政治制度的反思和创新,面对当代政治问题,给出让非···
这场思想论战,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论辩双方的观点本身,直接激发着当今学界对于古今与中西、道德与政治、制度与行为以及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更广泛而深入的思考。
从张祥龙所提出的现象学视角入手,通过对《春秋繁露》的研究,梳理出其中的时间意识。“元”作为《春秋繁露》的核心范畴,其本身就内蕴了时间,进言之“元”即是时间的发端。推而论之,天道、阴阳以至于四时、五行皆为时间的展开,人道之社会历史合于天道,同样是随时显现的时间本真。《春秋繁露》之天人关系即是在时间上的统一,而这样一···
儒学是内嵌于中国人生命气质之中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资源,它像一座富矿,蕴藏着对现代人的精神生命、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的恒常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加坡儒学史》也可看作是对林文庆儒学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因为林文庆正是新加坡儒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历代得失》讲演政制史,理论表达较为节制,但应对制度崇拜的意图不难辨识。现代政治固然要吸收西方精华,却不必也不能与自身传统一刀两断。积累四五千年的文化—政制传统,对于现实当下的影响往往远大于今人估量。适合现代中国的政制形态,不会从天而降,而是要真能扎根于这片大地。
周敦颐在儒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主要在于他开创了以本体维度言说儒家性命之学的思想理路,为儒家性命之学的后续相传奠定了本体论根基。
不能否认的是,传统社会中的孝道曾一度趋于僵化,强加个体以巨痛;但我们更要明白,躬行孝道是连接世代的纽带,深陷孤立同样会使个体不得解脱。当我们被大潮推向世界的时候,不妨回过头,放下芥蒂,试着了解和沟通。
致良知是王阳明全部思想的结晶,“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