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书》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时期,若干《书》学公案都形成于这一时期,如《舜典》《泰誓》《益稷》的版本问题;王肃、郑玄之争;孔传古文《尚书》的成书年代、作者及真伪。这些问题不仅是《书》学史,也是经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问题。
今天是除夕夜,我相信大家又会收到铺天盖地的祝福信息,其中频率最高的就是新年快乐和新春快乐。但可能有人发现了,我们明明刚刚才大寒,为什么要祝新春快乐,春在哪里呢?这个问题的出现可能就跟我们很熟知的一个名词有关:春节。
凭借非同凡响的天资禀赋,心忧天下的胸襟抱负,以及“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积累,又遭逢崛起的机遇,左宗棠不仅在晚清时期创立了无人能出其右的千秋功业,也成为身处逆境百折不挠,凭借真才实学立身扬名的典范。
琴与瑟是两种古老的乐器,历史悠久,意蕴深长。《世本·作篇》言:“瑟,洁也。”《说文解字》曰:“琴,禁也。”琴与瑟是礼的音乐载体,也是文人志趣的象征。琴有五弦、七弦和十弦之分,瑟有二十五弦和五十弦之分,不同形制的琴与瑟互相配合,弹奏出穿越千年的和谐乐章。琴和瑟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出现多次,其中琴在《诗经》···
《礼记》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无论是《十三经》《五经》或《四书》中,都有它的身影。清代学者焦循说:“以余论之,《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可见,《礼记》在中华文化史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礼记》是戴圣编选,故又名《小戴礼记》,成书以后,便流行于世。戴圣用其教授弟子,刘歆议事时,加以征引,影响逐渐扩大。西汉以来,学者对《礼记》的研习就没有中断。《汉书·儒林传》云“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桥仁是戴圣的弟子。桥仁继承其师之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以广其传,这是目前知道的最早研究《礼记》的著作。
《诗经·卫风·氓》是中国传世第一首弃妇诗,向为诗学家所重。近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诗歌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农民,诗歌的主要内容有对美好过去的回忆、对难堪现实的诅咒和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感叹。以春秋史考之,这些结论恐怕都需重新斟酌。
《春秋演孔图》的描述不免空泛,今能有幸一睹汉时的孔子画像。这类画像,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留存物较多的是画像石上的孔子形象。今所见最早的这类画像石是山东微山县出土,约在元帝时期(前49—前33年)。
经过佛教的探索与实践,“体用”思维在唐宋之际已非常成熟。当宋儒出来复兴儒学、开创新的哲学范式时,他们已能熟稔地把握传统“本末”思维的理论困难和当时“体用”思维的致思取向。尤其是作为理学开拓者、奠基者的“北宋五子”,都自觉不自觉地对“体用”思维作了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探索与运用。
宋至明中叶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化与成熟时期。理学伦理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同时吸收了玄学、佛学和道教的思辨特点与修养方法,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全面总结。其中,天理人欲之辨是宋明理学的重要问题,贯穿于理学的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之中。以往的阳明心学研究虽有关注到阳明的理欲之辨,但大都将其纳入程朱印合处谈,未能揭示···
中国历史上有悠久的识字教育与“书同文”的传统,先秦两汉的小学字书正是这一传统的产物。小学本为初等教育之称,因其以识字与“六书”为主要教学内容,故汉人亦称文字学为小学。历史上最早的字书当为西周中晚期的《史籀篇》,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所作,以大篆书写,为四言韵语,共十五篇。
《诗经》所载乐歌,本为两周礼仪的用乐与歌舞的歌词,要对其诗义进行清晰的解读,需要回到历史现场,结合两周礼乐制度,从礼义、乐义对其施用场景进行还原,方才能够理解诗之本义。受长期的经学阐释遮蔽,《诗经》中诸多诗篇的礼义、乐义被曲解,这就需要跳出传统的经学解读,从文字训诂、礼乐制度、历史事件等角度对其进行诗义重诂。
长期以来,关于《周易》文本形成及其学派归属等问题,学术界多有分歧,尤其是关于《易传》的学派属性,更是天水违行,颇有争议,或延续汉唐之说,将《易传》作为反映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重要史料,或强调《易传》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是道家,包括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
各国文化特色,如江河入海,水系千形万状,流经之处并非出自设计,而是各自阻力最小、代价最低的路径,主流支流,莫不如此,哪怕改道,亦循此理。此处隐奥,往往令人倒果为因,甚至削足适履。古典中国的“传统之家”,便是此中范例。
“德主刑辅”与“法主德辅”两个概念当中,“刑”与“法”广义来说就是制度。“德”则内涵比较丰富,它是“为政以德”的“德”,指的是国家与社会各项措施的权威性,它之所以权威,是基于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符合民众的利益;它也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德”,是公序良俗,是社会规范,是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观。
安大简《仲尼曰》共有完简13支,简长43厘米、宽0.6厘米;两道编绳;顶格书写,首尾不留白。竹简保存完好,书法精美。简文内容为孔子的言论,共计25条,见于今本《论语》者有8条,另有一些可与《礼记》《大戴礼记》《孔丛子》等传世文献对照,但文字不尽相同。笔者推测,简本《仲尼曰》可能摘抄自《论语》在战国时的编定本,是从鲁国传···
中国古代社会历朝历代对体察民情颇为重视,这也是在交通、通讯甚为不发达的情况下进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并由此衍生出了“采诗观民风”这一调研资政制度。
“天下为公”最早出自《礼记·礼运》,描绘了一个选贤任能、没有纷争、各得其所的大同世界。正如《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按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天下为公”的“公”即是“共”的意思。所以“天下为公”,也即天···
中华文明作为原生性的文明,延续数千年且历久而弥新,显示了极为强大的生命力。我以为,中华文明所特有的生命线,非常值得我们加以深切体认。
自古以来,“邻里好,赛金宝”等亲仁善邻的道德目标和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重视和睦邻里关系、构建良好地缘关系的人际智慧与处世之道的重要体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原出自《左传·隐公六年》。其中,记载郑庄公攻打陈国而获得全胜。在此之前,郑庄公曾主动请求与陈国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