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标题所称“通礼”,非取杨复《祭礼》“通礼篇”之意义,亦非“《大清通礼》”之“通礼”,乃是经学目录学上的概念。
朱熹(1130—1200)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对后世的影响,以目前研究成果之丰,已无须赘言。只不过在衆多研究中,对朱子礼学的探讨显得薄弱。
“祫祭”典礼是中国古代将过世“先君”的神主安放在祖庙里,使其灵魂回到先祖身旁的礼仪。2016年,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钟家港南段考古发现一件陶豆盘内刻划的“三个绘画单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钟家港南段2016年的发掘》,《考古》2023年第1期),为探索我国古代“祫祭”典礼的起始年代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中国有“礼仪之邦”之称,“礼”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基石和核心特征。“礼”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祭祀、丧葬、饮酒、聘问、继承、冠服等一系列日常行为的规范,还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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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写于数月前,初发于公号。后因恐责人太过,随即删除。
宋四家,不才最心仪蔡襄。观蔡襄书,如饮汾酒,汾酒其味,醇正无偏,故广东腊肠以其去腥增香,因其有成就食材而不留己痕、功成身退、不夺他美之德。
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这在传世文献中多有载录,如《尚书大传》云:“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作礼乐。”然时至唐宋之际,疑经辨伪之风渐起,周公“制礼作乐”亦为讨论话题。南宋硕儒朱熹云:“周礼毕竟出于一家,谓是周公亲笔做成,固不可。”由于朱子理学集大成者···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荀子曾将求道的过程概括为:知道、可道与守道。这同样可以表达为学的境界,其中“知道”是对道的认识和理解,这是人与道关系的初级阶段。“可道”是从价值观念上认可道,这是人与道关系的发展阶段。
如果把一个人看作一个圆圈的话,那么,这个圆圈的很大一部分与他的父母是重叠的,他父母的很大一部分又跟他们的父母重叠,也就是你和你的爷爷奶奶也会有一部分重叠。同样,这个圆圈的很大一部分会跟你的儿女,你的儿女的儿女重叠……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我”,而是“我们”——一个绵延几百年的家族。它就像一个基因···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近日,来自云南玉溪的一段师生合唱排练视频走红网络,聂耳教师合唱团与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合唱团共同演绎了《诗经·小雅》的名篇——《鹿鸣》。
庄子一手炮制的“庖丁解牛”已经在思想史上流传了两千多年。庖丁以刀解牛,历代思想者则以思想解庖丁之解牛。
君子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在《论语》中,孔子对何谓君子作了意涵丰富的阐发,强调君子应当以道为志,以仁为价值归依,以礼义为行为操守等。
“悔以迁善”出自王阳明《悔斋说》:“悔者,善之端也,诚之复也。君子悔以迁于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恶。”意思是,悔悟、反省自己的过错,就会弃恶向善。
“杜从夔府称诗圣”,明朝学者费宏在《题蜀江图》中如此写道。在他看来,杜甫的“诗圣”雅号肇始于夔州的就食生涯,在此之前还未达到“圣”的境界。大历元年(766年),55岁的杜甫离开成都后,辗转来到了夔州(今重庆奉节),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过上了一段较为安稳的生活,写诗交友,关心百姓疾苦,进而思考社会人生。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是古人从史册上得到的宝贵经验。古人治家,每每将“尚俭”放在关键位置,尚俭不仅意味着在经济上减少家庭开支,更重要的是,尚俭有助于培养一个人的美德,也就是古人说的“俭以养德”。
古代文论现代阐释如果自王国维开始算起,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从百余年的古代文论研究现状看,“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热门话题。
孔子(前551—前479)是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收徒讲学,整理五经,是孔子所做最重要的事业。
将安徽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仲尼曰》与《荀子》联系起来,尤其与《荀子》中的《仲尼篇》合观对读,相互参证,不难体悟到《仲尼篇》当是荀子从其研习的一种孔门语录辑本中引出中心议题并展开论述的名文,而其所习所据的孔门语录辑本与《仲尼曰》在内容、形态等方面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