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逝,光阴荏苒。
《公羊传》既强调“君臣之义”,又要兼顾“亲亲”原则,当一个案件同时涉及这两个原则的时候,就出现了混乱。
君子文化形成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对中华民族理想道德人格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儒家和墨家都非常重视君子文化,不仅提出了自家学派的君子观,建构了完美的道德人格和政治品格,还希望人们把君子作为取法的对象和学习的榜样。
“君子”一词,早在反映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尚书》《周易》《诗经》里已经屡见不鲜。到了春秋末期,原来兼有王侯、大夫等“有位者”,以及男子、有德之人等多种意蕴的“君子”概念,经过孔子的反复论述和重新打磨,被赋予更多“有德者”的内涵,成为具有道德标杆意味的可学可做的人格形象。
作为儒家的开宗及代表,孔子的形象不仅受到广泛称述,而且历经了多番更动。先师、圣人、素王、教主……种种形象塑造,实构成一幅观念图景,生动反映着思想的流变与历史的转进。
阳明学的形成、传播与发展,存在着“地域性”与“区域性”两种形态,“水域”(“江域”或“海域”)乃其主要载体。
作为中晚明最为重要的思想和社会运动,阳明学是由包括王阳明及其第一、第二乃至第三代弟子、门人与后学这些“阳明学者”的理论和实践构成的。
我们要以先贤为榜样,坚持不懈地弘扬创新精神,赓续燕伋遗风,主动作为,让中国的明天更加美好、更加强盛。
在历史长河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蕴含着跨越时空的智慧。其中,“君子文化”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体现,承载着对道德修养和理想社会的追求,而“忠恕之道”正是“君子文化”的核心,它不仅指引着个人修身,更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经典名言,堪称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黄金法则”。
殷周之变是最后一次“绝地天通”。周公制礼,定礼制,废人殉,敬鬼神而远之,从上于天子,至下达士人,皆不得“通灵”与“降神”。
孔夫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世情如此,智者远瞻,而愚庸短视,是以小人闻道而大笑。不受待见是千古圣贤的宿命。再者,以受不受待见为荣辱,是庸人价值。圣贤之所以为圣贤,正在于不受待见而千古踵继者不绝。统治者算老几!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居安思危、备豫不虞的意识。《尚书》云:“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强调在未乱未危之前就要思虑可能产生的祸患,从而进行预防。若想实现国泰民安,治理者须对以下五类事情保持深切忧虑。
“温柔敦厚”是中国儒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特质,体现了儒家对人的完美性情的价值追求。“温柔敦厚”一词始见于《礼记·经解》篇,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式灵活多变,既能对文本进行全面、总体的观照和把握,又能对其中的具体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和阐发。
说到中和思想,人们大多会想到《中庸》。实际上,在先秦两汉时期,论及“中和”的还有《周礼》《荀子》《春秋繁露》等经典,而《尚书》《诗经》《周易》《左传》等更是有大量论及“中”与“和”的表述。
科举制度确立后,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至明清达至鼎盛,它承载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因此一些学者将明清时期称作科举社会。
教育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机制,关系着民族的未来。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由于长时间的问题累积,早已不堪重负,无法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需求。故今日之教育体制改革,不在于小修小补,而在于大破大立。余从事教育工作已经十九年,思考此问题也有十五年之久。心之所念,惟在突破陈规、自本自立,融合古今、通向···
裘锡圭先生的逝世,是学界的一大损失。有学者却在此时发表“割席论”,提出裘先生生前已与儒家“割席”,并且进一步将钱穆与裘先生相比,认为钱穆亦早与“现代新儒家”“割席断交”了。裘先生或许既受乾嘉朴学风气浸润,又受实证主义理论影响。无论裘先生选择哪种理论治学,这终究是他的自由;无论我们怎样评价裘先生的学术思想,亦都很难绕过···
作为传统学问文字学属于小学,与之相对的大学则是关于天道、天德、天心和经邦济世的“玄学”,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神学、哲学、政治学。汉代董仲舒与汉武帝合作确立了五经的社会地位,训诂学就是服务于经学的。李学勤先生说“国学的核心是经学。”这是对经学对于中华文明之意义的认定与肯定。裘锡圭先生则在参加“古典与文明”的会议时说“文···
至以裘锡圭先生“割席”儒家,更不可解。从裘老文字来看,我看他从不觉得自己是儒家,何割之有?儒学院误列裘老“入伙”一事,道过歉、改过名单,就该揭过了。尤其在老人过世前后,更不必旧事重提(任何一方都不必提)。再者,“割席这件事,吾从钱,吾从裘”这样的话,显得极度油腻而令人不适。为从越界的掌故家那里抢救出学术史研究为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