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以后,儒家学者往往用孔子圣人的标准来评价屈原,对屈原不合圣人的行为模式多有指摘。如,班固认为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离骚序》)孟郊认为屈原“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旅次湘沅有怀灵均》)。
在《诗经》众篇目中,含有“嘒”(huì)字的共有五篇,分别是《小雅·小弁》“菀彼柳斯,鸣蜩嘒嘒”、《商颂·那》“鞉鼓渊渊,嘒嘒管声”、《小雅·鱼藻之什·采菽》“其旂淠淠,鸾声嘒嘒”、《大雅·云汉》“瞻昂昊天,有嘒其星”,以及《国风·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东”。其中,前三篇里“嘒”都是作为状声词,与“鸣蜩”“管声”“鸾声”相联系,而···
《尔雅》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入“孝经类”,汉文帝时期,《尔雅》与《论语》《孝经》《孟子》一起被设置为博士职,唐代以后列入“十三经”,成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并非一时一人之作
“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命题,是中华民族的自然观、文明观和存在方式,它渗透在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主要经典之中。“万物并育”出自于《中庸》第三十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瑞士汉学家耿宁既是研究胡塞尔现象学的专家,又是研究并践行中国哲学思想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著名学者。1961年,耿宁在鲁汶大学完成《胡塞尔与康德——关于胡塞尔与康德和新康德主义之关系的研究》论文,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随后的近十年间,他在鲁汶大学胡塞尔档案馆工作,学习并整理胡塞尔文稿。
作为孔子对“仁”的一种解释,“仁者爱人”为历代思想家所推崇,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今天,继承和弘扬儒家伦理精神,我们有必要深入挖掘其伦理意蕴,发挥其面向当代生活的理论活力。为此,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梳理“仁者爱人”的伦理意蕴,进而探究其当代价值。
中国儒家文化有“乐学”的传统。《论语》开篇就讲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明确指出了“学”与“悦”之间的关系。孔子还谈到学习的三重境界:知之、好之、乐之,在他看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中国文化史上备受尊崇的“孔颜之乐”,就是儒家“乐学”理念的生动实践。明代大儒王艮(字汝止,号心斋,阳明后学的集···
人类用符号表意的历史十分绵长,但是对符号的诞生及发展却鲜有探索。在阅读《早期中国符号学思想与伦理转向》(祝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版)一书过程中,不由得会联想到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等名著。该书在理论阐发上,有尼采对悲剧的希腊酒神精神的探源的风味;在学术方法上,却接近福柯周密而富于学···
孟康论《易》之兴云“伏羲为上古”。在传世文献中,上古是一段没有被文字直接记载的历史。因此,对上古人物的记述多经口耳历代递传,而对他们事迹的叙述更是多附益于神话,让人不得其实,让后人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多有疑惑。
岐周,又称周原、岐邑,金文中称为“周”。中国古代有关岐周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该书收录了许多与岐周相关的材料,如《大雅·绵》记载“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孟子·梁惠王下》也记载了太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书法家刘敏豪兄以诸体字书百联,幸先得拜观,反复品读,真可谓雅人深致。
孔子没后,弟子依礼为孔子守丧三年,正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这应该是弟子的集体活动,以此来追思孔子。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有哪些特点?当前全球文明发展面临哪些挑战?为什么说“和而不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要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姚新中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如果我问你:赵匡胤是什么人?相信你马上就可以回答:是宋朝的开国皇帝啊。这个答案当然没有错。不过,我们也不要忽略了,赵匡胤原本是后周的禁军将帅——殿前都点检。殿前都点检,你可以将它理解成国家部队的总司令。这个职位非常重要,正是凭着殿前都点检所掌控的精锐部队,赵匡胤才能够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胁迫后周的小皇帝禅让···
芒种之后夏至来,这是四季中最为灿烂的节气。白昼久,圭影短,宵漏渐长;绿成荫,荷绽放,清香溢远。
孔子的一生中,接触的人比较庞杂,但他唯有与弟子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精神才是最放松、最自由的,他的思想才是最活跃、最深刻的。尽管他倡导“有教无类”,在弟子出身、年龄上不刻意设置门槛,但他的一众弟子,在拜入孔门时,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至少都是比孔子小的人。
在中国思想史上,孟子是孔子“道统”和“衣钵”的继承者,被后人尊称为“亚圣”。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形成了以“仁政”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将儒家思想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养成。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大团圆,明清说部与戏曲中还形成了“才子佳人相见欢,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以及“善恶果报,毫厘不爽”等的叙述程式。这既是符合大众愿望的文学表达,也强化了大团圆的审美标准。但是,在先秦人们的观念中,却另有一番光景。譬如《周易》从自然现象中得出启示,云:“日中则昃,月盈则食。”
北宋时,经儒家士大夫与学者的不断努力,儒学终得复兴,再次成为学术主流。在这一过程中,《周易》作为儒家“群经之首”,自然受到广泛关注。以周敦颐、邵雍、朱熹为代表的宋代学者除对《周易》经传加以新注之外,还进行了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即绘制出以《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为代表的诸多《周易》图像。
人生自古多患难,不以患为患,则庶几矣。故《系辞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所谓患难,匪特在外,亦在内,不唯形势所迫,或亦我执过甚。要之,不当理之应然而拘囿其心,牢笼其行,使志气不能伸张,为害性命则一。向之所患者夥,有美丑之患、智愚之患、婚姻之患、朋友之患、贫富之患、穷达之患、顺逆之患、成败之患、生死之患、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