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丨張俊綸撰《孔子傳》丨第十五章：誅殺少正卯

十五、誅殺少正卯

孔子為魯國大司寇之後不久，誅殺了大夫少正卯。少正是官名，正的副職。卯是名字。誅殺的地點是魯國稷門前的兩觀臺。如今尚留有夯土遺址。兩觀臺是懸掛法令的地方，所以又叫象魏。懸法象於巍樓的意思。在懸掛法令的地方執法，地點適合。

這件事記載在《荀子·宥坐》、《尹文子·大道》、《孔子家語·始誅》、《說苑·指武》、《呂氏春秋·當染》等典籍當中。誅殺之後，弟子子貢很吃驚，他對孔子說：“這個少正卯，是魯國知名的人。老師您執掌朝政首先就殺掉他，可能有些失策吧?”孔子回答說：“子貢，坐下來，我告訴你必殺的緣由。天下稱得上大惡的有五種，連盜竊的行為也不包括在內。一是通達事理卻又心存險惡，二是行為邪辟而又堅定固執，三是言語虛偽卻又能言善辯，四是對不義的事知道的過多，五是言論錯誤還要為之潤色。這五種大惡，人只要有其中之一惡，就免不了受正人君子的誅殺，而少正卯五種惡行樣樣都有。他身居一定的權位就足以聚集起自己的勢力結黨營私，他的言論也足以偽飾自己迷惑眾人而得到聲望，他積蓄的強大力量足以叛逆禮制成為異端。這就是人中的奸雄啊!不可不及早除掉。歷史上，殷湯殺掉尹諧，文王殺掉潘正，周公殺掉管叔，流放蔡叔，姜太公殺掉華士，管仲殺掉傅乙，子產殺掉史何，這七個人生於不同時代但都被殺了頭，原因是七個人儘管所處時代不同，但具有的惡行是一樣的，所以對他們不能放過。《詩經》中所說的："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如果小人成群，那就足以令人擔憂了。”

孔子所舉的尹諧、潘正、傅乙，事跡無傳，華士則《韓非子》記載得很詳細。《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說：“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是以誅之。”

至於周公殺管叔世所熟悉。子產所殺史何，《荀子·宥坐》作鄧析、史付，《說苑·指武》作鄧析，鄧析被殺的罪名是唆人學訟，揭露他人陰私。孔子所舉明王賢臣所殺七人是事實，故孔子引以為應殺則殺的先例。誅就是誅殺，顯然不是批評、懲罰的意思。有學者欲從訓詁入手，證明誅非誅殺乃懲罰，戮非殺戮乃羞辱，來否認孔子誅殺少正卯，應該是徒勞之舉。

剛上任就殺人，甚至是名人，大夫，這似乎與孔子的為人，以及平時的主張相悖。孔子向來以溫良恭儉讓示人，主張盡量不用刑殺。在《論語·為政》裏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季康子打算殺人，孔子說：“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於是質疑聲自朱子開始，歷經明清民國直到如今亦不絕於耳。朱子說：此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耳。”以後之學者，如清之陸瑞家《誅少正卯辨》、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崔述《洙泗考信錄》、梁玉繩《史記志疑問》等，皆極辯其無。

陸瑞家《孔子誅少正卯辨》說：

孔子為魯司冦，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予嘗疑其事，既而深惟焉。果可疑也。盖昔季康子之問政，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孔子親折之曰：“子為政，焉用殺！”豈有己為政未滿旬日，而即誅一大夫耶？孟子曰：“今有王者作焉，将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抑敎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孔子王者之師也，斟酌禮樂，和於隂陽，不教而殺，斯為虐矣，豈王政乎？舜去四凶也，以四凶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所謂求其生而不得死者，與我俱無憾也。然堯在位數十年而不行誅，必待舜而後誅；聖人為政，殺非所先也審矣。堯數十年而不誅四凶，曽謂孔子七日而誅正卯乎？縱欲誅之，抑何驟也。聖人如天地於人，何所不容？宰予之欲短喪也，切責之而巳；冉求為季氏聚歛，使門人鳴鼓攻之而巳；重絶人也。他如互鄉、南子之類，猶未嘗無誨焉。其欲人自遷於善，甚廣也。正卯既為魯之聞人，則亦非不可以教誨懷者，何至遂絶其遷善之路，而使之首身異䖏耶？時至春秋大夫之亂政者，比比皆是，在魯則有僭八佾之季氏，舞雍徹之三家，囚主君之陽貨，此則奸雄之尤者，聖人為司宼正刑明弼，一正父母之邦，則當自奸雄之尤者始矣，尤者尚緩而不誅，誅者可疑而不緩，兩觀之鬼，不亦有辭於孔氏哉！

崔述《洙泗考信錄》說：

世家云：“孔子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家語云：“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盗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飭，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邪熒衆，其彊御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余按《論語》：“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日：‘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聖人之不貴殺也如是，烏有秉政七日，而遂殺一大夫者哉！三桓之橫，臧文仲之不仁不知，《論語》、《春秋傳》言之詳矣；賤至於陽虎不狃，細至於微生高，猶不遺焉，而未嘗一言及於卯，使卯果嘗亂政，聖人何得無一言及之？史官何得不載其一事？非但不載其事而巳，亦並未有其名，然則其人之有無蓋不可知，縱使果有其人，亦必碌碌無聞者耳，豈足以當聖人之斧鉞乎？春秋之時，誅一大夫非易事也，况以大夫而誅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產遠甚，子產猶不能誅公孫黑，况孔子耶？《家語》又載孔子言云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傅乙，子產誅史何。按尹諧等五人之誅，不見經傳，皆不足信。管蔡欲危王室，亦非卯之比也。此蓋申韓之徒言刑名者誣聖人以自飾，必非孔子之事。且其所謂言辨行堅，熒衆成黨云者，正與莊韓書中訾儒者之語酷相類，其爲異端所託無疑。而世人皆信之，是助異端以自攻也，故余不得不辨。

還有近現代學者馮友蘭、徐復觀、顧頡剛、錢穆等，亦辯其無。其理由有三。第一孔子殺少正卯不見於《春秋左傳》、《論語》、《中庸》、《孟子》等經典；第二是孔子提倡仁政，不會輕易殺人；第三，孔子只是大夫，大夫沒有殺大夫的權利。

我們先說第一個理由。《春秋左傳》等確實沒有關於孔子殺少正卯的記載，但也沒有否認的記載。沒有記載也沒有否認，不能成為否定誅殺這件事的依據。相反，這些經典保持沉默，緘口不言，倒是某種程度上的默認。更有說服力的是，《荀子》、《孔子家語》、《史記》、《說苑》等眾口一詞，言之鑿鑿。這些言之鑿鑿的典籍，都不是後人偽作，是歷史流傳至今的名著。我們不能用歷史虛無主義一概否認。

第二個理由有道理，孔子確實提倡仁政，為政以德，不主張刑殺，這樣的話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但這也不是否認的理由。因為孔子不主張刑殺，但並不排斥刑殺。《左傳》昭公二十年，孔子評論鄭國子產的善政時說：“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可見孔子是主張寬猛相濟的。何況此一時彼一時，此時魯國內亂，孔子臨危受命，糾之以猛，這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孔子的寬恕對象主要是指百姓，後起平民百姓的意思，一般不指官員。官員知法犯法，應該受到制裁。

第三，說孔子只是大夫，沒有殺少正卯的權利。其實春秋時代誅殺大夫早已司空見慣。西周刑不上大夫制度，早已成為歷史。而且孔子擔任大司寇，主管刑法，正是魯國刑法的主管者，應該有權力殺一個大夫。衛國的孔文子就曾帶兵討伐另一個大夫太叔疾。晉國大夫之間討伐更是司空見慣。

因為這件事涉及到認識孔子的問題，所以我多寫幾句，專作一章。歷史上法家，以及文革時代，把孔子殺少正卯作為罪狀，似乎抓住了把柄，可以向孔子撥髒水，可以猛烈開火了。其實不然。孔子依然是孔子。為了挽救禮崩樂壞、陪臣執國命的局面，孔子毅然擔當重任，作為中流砥柱，力挽狂瀾，勇敢走在前面，實在是難能可貴的。應該受到讚揚，而不應該受到責備。是時魯國積弱不振，法紀鬆弛，人心離散，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魯定公決定啓用孔子，孔子暫用一劑猛藥，改變局面，有何不可？有重罪一則可殺之，少正卯有重罪五，為什麼不可以殺。當殺而不殺，使之害人不淺，亦是非仁。少正卯雖是名人，有一定威望，但孔子殺掉他，並沒有引起騷動，說明殺掉少正卯除了伸張法律，也還是有群眾基礎的。

我理解朱子及其後來大儒們的意思，不認同殺，好像殺人一事，影響孔子形象。孔子文質彬彬，循循善誘，提倡仁政，怎麼會殺人呢？有為尊者諱的意思。陸瑞家就說：“孔子王者之師也，斟酌禮樂，和於隂陽，不教而殺，斯為虐矣，豈王政乎？”崔述也說：“聖人之不貴殺也如是，烏有秉政七日，而遂殺一大夫者哉！”百計為尊者諱，實際上是誤會了孔子。為尊者諱，是尊者做了錯事，孔子做了什麼錯事呢？沒有做錯。

其實孔子殺少正卯還只是開始，艱難的考驗還在後面。孔子在為他的興國大計隳三都做準備呢！

张俊纶

作者文集更多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