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丨張俊綸撰《孔子傳》丨第十三章：任大司寇

十三、任大司寇

孔子擔任中都宰以後，政績明顯，民眾歡喜，而貴族不滿，因為動搖了他們的利益。於是他們作歌謠說：“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憂。”麛裘，就是用麋鹿皮縫製的白色裘衣，為當時常見的民用之衣。意思是說，穿著日常麛裘，卻配朝祭的蔽膝，拋棄他無罪；配著朝祭的蔽膝，卻穿著日常麛裘，拋棄他無罪。意思是說孔子出生卑微，加以嘲諷。

但孔子的成績擺在那裏。孔子擔任中都宰一年之內，男女長幼懂得禮節，各自按照規範行事；魯國器物製作注重實效，而不僅僅在其雕飾外觀的美麗；葬埋用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不逾越禮制。民風大變，路不拾遺。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魯國的君子之道，已然可見。

於是定公再提拔孔子擔任小司空。中都宰是地方官，而小司空進入到了貴族中央政權。大司空是孟孫氏世襲的官職，小司空相當於助理之類。孔子任小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五土，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平地，孔子因地制宜，按時按節，種上不同作物。這在當時屬於十分進步的農耕思想。

在小司空任上，孔子還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昭公墓葬和魯國先公陵寢連在一起。魯國先公墓俗稱魯九公墓，在今山東汶上縣南旺鎮十里閘村西。定公元年，昭公靈柩移回魯國，季平子將其葬於魯國先君陵寢以南，不葬同一區域，是一種貶斥行為。孔子派人挖溝，把昭王的陵墓與先王的陵墓連在一起。孔子對季桓子說：“令尊以此羞辱國君，卻彰顯了自己的罪過，這是破壞禮制的行為。現在把陵墓合在一起，可以掩蓋令尊不守臣道的罪名。”季桓子當然無話可說。

定公十年，魯定公毅然決定，由孔子擔任大司寇。

《符子》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說魯定公欲任命孔子，打算去征求三桓的意見。史官左丘明知道了，就對定公說：周地有一個人，喜歡穿裘皮衣服和享用珍饈美味，他於是和狐狸商量怎樣剝取它們的皮，和羊商量怎樣割取它們的肉。話還沒有說完，狐狸就成群結隊逃到深山中，羊也呼朋引伴躲進了密林裏。因此這人十年沒能做成一件裘衣，五年也沒能備齊一隻羊。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的謀劃對象錯了。左丘明的意思是，您打算任命孔子，卻去詢問三桓，這不是與虎謀皮嗎？

大司寇，是魯國貴族中央政權中和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並列的官職。《韓詩外傳》載其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魯孔邱，命爾為司寇。”這是周王的命卿之辭。說得通俗一點，就是孔子的官位是周天子親自任命的，是卿大夫，與三桓是一個等級。

孔子擔任大司寇後，魯國一些不遵紀守法的人迅速改弦易轍。羊販子沈猶，每次都把羊吃飽喝足以後再拿到市場上去賣，現在不敢了。公慎氏的妻子不守婦道，他原來不聞不問，現在趕緊離婚了。還有一個叫慎潰氏的人，生活鋪張浪費，極其奢侈，現在害怕懲罰離開魯國了。還有賣羊羔的賣牛馬的，都不敢弄虛作假亂隨意漲價了。孔子還沒有執法，就靠名氣和威望，就讓整個社會風氣為之一變。

大司寇的主要職責是聽訟，即審理案件。過去審理案件，都是辦案者根據個人經歷個人見解進行判案，主觀成份很大。孔子則一反常規，他在判案之前，先找對此案熟悉的人談話，反復征詢意見。等到大家的意見完全發表以後，他纔斟酌眾議，而後做出較為合理的裁決。因此判斷的案件都十分公允。

有一個案子，是父親告兒子不孝。孔子把他們關在同一間牢房裏，過了三個月也不判決。後來父親願意撤訴，孔子就把他們都放了。季桓子很不高興，說：“大司寇欺騙我。從前他曾對我說過：‘治理國家一定要以提倡孝道為先。現在我要殺掉一個不孝的人，來教導百姓遵守孝道，不也可以嗎?司寇卻又赦免了他們，這是為什麼呢?’”

冉有把季桓子的話告訴了孔子，冉有擔任季桓子家臣。孔子歎息說：“唉!身居上位不按道行事而濫殺百姓，這違背常理。不用孝道來教化民眾而隨意判決官司，這是濫殺無辜。三軍打了敗仗，是不能用殺士卒來解決問題的；刑事案件不斷發生，是不能用嚴酷的刑罰來制止的。為什麼呢?統治者的教化沒有起到作用，罪責不在百姓一方。法律鬆弛而刑殺嚴酷，是殺害百姓的行徑；隨意橫徵暴斂，是兇惡殘酷的暴政；不加以教化而苛求百姓遵守禮法，是暴虐的行為。施政中沒有這三種弊害，然後才可以使用刑罰。《尚書》說：‘刑殺要符合正義，不能要求都符合自己的心意，斷案不是那麼順當的事。'說的是先施教化後用刑罰。先陳說道理使百姓明白敬服，如果還不行，就應該以賢良的人為表率引導鼓勵他們；還不行，才放棄種種說教；還不行，才可以用威勢震懾他們。這樣做三年，而後百姓就會走上正道。其中有些不從教化的頑劣之徒，對他們就可以用刑罰，這樣一來百姓都知道什麼是犯罪了。《詩經》說：‘輔佐天子，使百姓不迷惑。'能做到這些，就不必用嚴刑峻法，刑法也可擱置不用了。當今之世卻不是這樣，教化紊亂，刑罰繁多，使民眾迷惑而隨時會落入陷阱。官吏又用繁多的刑律來控制約束，所以刑罰越繁盜賊越多。三尺高的門檻，即使空車也不能越過，為什麼呢?是因為門檻高的緣故。一座百仞高的山，負載極重的車子也能登上去，為什麼呢?因為山是由低到高緩緩升上去的，車就會慢慢登上去。當前的社會風氣已經敗壞很久了，即使有嚴刑苛法，百姓能不違犯嗎?”這些話記錄在《孔子家語·始誅》、《荀子·宥坐》、《韓詩外傳·三》等典籍裏。

所以孔子說：“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論語·堯曰》）
意思是說：“對百姓不加教化就去殺戮就叫虐；不加訓誡就要看到成績就叫暴；發佈政令遲緩，到期又不寬假，就叫害人。”孔子對用嚴刑峻法鎮壓百姓尤其深惡痛絕。所以孔子又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意思是說：“還有審理訴訟，說明我與人差不多；我的目標是要想辦法達到，使訴訟的案件完全沒有。”

但我們這理一定要注意到一個詞，就是執法寬舒的對象，是貧苦的百姓，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百姓，不是指官員。官員受過教育，知法犯法，應該受到懲處甚至制裁。後面我會寫到孔子殺少正卯。殺少正卯與孔子提倡仁愛，寬恕百姓並不矛盾。

孔子任大司寇，名義上雖和三卿一樣位列上卿，但辦事卻要向居上卿之位的季桓子匯報。有一次，孔子去見季桓子，不知為了什麼，季桓子不高興。大概事情沒有辦成，所以孔子又去見他。孔子弟子宰我對此不滿，他對孔子說：“從前我曾聽老師說過：王公不邀請我，我不去見他。'現在老師做了大司寇，日子不長，而屈已求見的事已經好多次了。難道不可以不去嗎?”孔子答道：“不錯，我曾講過此話。但魯國‘以眾相淩，以兵相暴'的不安定局面由來已久，而負責的當局不去治理，必將大亂。危亂的時局需要我負責辦事，我能躲開不去辦嗎?”孔子這種對事認真負責而屈己對上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但從這件事也可看出季桓子的傲慢，以及孔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的屈從。二人齟齬已經萌芽。

张俊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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