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都知道,“四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显赫,影响深远,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教科书,甚至是概括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符号。但是,真正通读完“四书”,并且将其内涵和道理融会贯通的人又有多少呢?我想恐怕不多。所以,如果有人不但通读了《四书》,还能为大家“科普”一下这传说中的“东方圣经”,碰到这样的人,我当然是要肃然起敬的。
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通称清华简。学校迅即成立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负责组织、协调校内外的科研力量,从事这批竹简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最早专门论述节约思想的是《周易》。《周易》第六十卦名为节卦,节字的本义为竹节,《说文解字》曰:“节,竹约也。”竹节凸起,有缠束之状,因而节字可以引申为节制、节省、节约之义。《周易》的节卦就是专门论述节制、节约思想的。
杜尔福德探讨了若干选择,并提出了一个问题,更多训练是否足以实现哲学的多样化。
今天,更多的人可能询问“哲学为什么不能多样化?”而不是“哲学为什么要多样化?”但是,想做事和能做事仍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强大的障碍仍然阻挡在我们最好的意图前。让我们继续清理这些障碍,我们能最终超越任意性分裂,专注在哲学上:无论身在何处,对所有令人痴迷的知识和奥秘都感到兴奋和激动。
毕竟,从来没有瞬间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与永久性哲学问题---自由意志、对外部世界的怀疑主义、身心问题---不同,我认为女性代表比例偏低和其他边缘化群体代表偏低的问题是能够解决的。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只有在思想多样性的时候,哲学才是最好的。在哲学课堂讲授交叉性能创造一种空间,让学生们能就很多观点、论证和视角进行苏格拉底式对话。
我知道我是「台湾」哲学家——我确定我是台湾人,也认为我是个哲学家。但我是「台湾哲学」家吗?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喜新成癖之人假设哲学是唯一值得做的事,如果哲学直接参与或扎根于普遍关心的问题或当今世界的问题。崇洋媚外之人则质疑西方哲学传统,仅仅看到其他文化的哲学的价值和兴趣,离西方主流哲学越远越好。每个偏见都反映和滋养了更笼统的元哲学的目光短浅和狭隘视野,他们未能或拒绝看到哲学探索的丰富性和价值。
并非好东西就可以主义起来。在主义泛滥的时代,有必须主义化者,有不妨主义化者,有不能主义化者。必须自由化者,仁也;不妨主义化者,人也。其余都不能主义化。昊天上帝、性与天道、天地之性、天命之性、天理良知等等名相,与仁同义或近义,故主义起来,可同于仁本主义。仁本主义体现于政治领域,在民与国家、民与社会、民与君主的关···
“求达不求闻”,是孔子赞赏的立身行事的信念和原则,其间也包含了孔子所期许的君子品性与特质。《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述:子张问孔子,士怎样做才可以称得上“达”呢?孔子反问说:你所问的“达”何所指呢?子张应答说:我所理解的“达”,是知名于国家,知名于乡邦。孔子说:这是“闻”啊,哪里是“达”。孔子强调,“达”为“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
生气一词很有意思,其义多重,或指使万物生长发育之气,或指人之元气、正气,或指活力、生命力和生机;或指愠怒之气,因不合心意而不愉快。有时候怒气就是正气。正如龙在野厅友所说:“于初始操作层面而言,有一法亦可存养正气。苟非障蔽深者,于腔子里的心有所涵养,而遇艰难时世不公之事,自会生气,此气正是正气。”
孔子对弟子是因材施教的。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评议说,那七十多位大弟子“皆异能之士也”。并列举四科的十位代表人物:“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中的四科顺序则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其中“言语”大体上相当于现代的办外交,“文学”的内涵大···
“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问题是大家比较熟悉和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哲学中“知止”这个观念,涉及到“文化认同”的问题。因此,我想从“知止”这个观念,引申出对“文化认同”问题的讨论。谈认同,就要先对“认同”这个概念作一个界定。认同,是“我”在一种共在的形式中实现并认出自己。个体自我的认同,必然与父母、血缘、家族、社群、职业、民族、···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大陆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相应的是,大陆的学术研究也稳步推进,在人文学科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经学研究的重新开展。从二○○四年各种民间「读经热」的兴起,到《论语》热、国学院的开办,乃至民间祠堂的兴建、旧城的重修,传统文化在大陆社会的各个层面,自发地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
良知学为体用兼备之学,阳明“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一语最显宗旨。良知天理者,体也;事事物物者,用也。体用之学有二阶,曰即用见体,曰依体起用。未证道时,唯即用见体;既证道后,须依体起用。阳明未悟心体时,百死千难,一意要见体。既悟心体后,必事上磨练,发用成物。未见体时,自亦有事做,亦有物格
葛兰言(1884—1940),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汉学家。著有《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中国古代之媵制》《中国宗教史概论》《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之婚姻范畴与亲族关系》等。其中,《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一经出版,立刻在海内外学界引起广泛关注,是西方学者首次运用西方社会学的···
不管是汉唐,还是宋明,大臣写进呈皇帝的奏疏时,都是自称“臣”。惟独清王朝是个例外——如果我们去读清朝人的奏折,便会发现,他们总是自称“奴才谨奏”、“奴才跪奏”;接到皇上的圣旨,则赶紧表态说:“奴才跪诵之下不胜悚惧无地自容”,“奴才伏读再三更切悚惶”。
《水浒传》是这么写的:“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
北宋的太学,位于东京开封府内城朱雀门外的御街之东。这一带为商业繁华区,你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是这么描述的:“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过龙津桥南去……东刘廉访宅,以南,太学、国子监。过太学,又有横街,乃太学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