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诗歌的形式讲学,原是理学家的传统。从邵雍的“击壤体”开始,理学家即有以诗讲学的风气,邵雍也因此成为“诗人中的道学家,道学家中的诗人”。(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朱熹与陆九渊兄弟鹅湖之会,相互辩难论学也是以诗歌的形式表现的。王阳明也不例外,他经常用诗歌宣讲其心学本体,这类诗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
作为明清之际的大儒,王船山不仅学问博大宏深,视野开阔,而且与一般的经学家或理学家不同,无论其本人的诗文写作还是诗话文论,对于诗文艺术问题都能自成体系、洞彻幽微。
王船山是中华文明史上集“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于一身的杰出思想家。
2025年7月11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发表知名学者、王船山研究专家王泽应教授的重磅文章——《<王船山>: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史诗》,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受版面所限,发表时作了删节。现应读者需要,将全文刊发于此,感谢王泽应教授的大力支持。
每年的10月15日是全球洗手日。如今,洗手早已成为人们日常清洁习惯之一。其实,我国古人也早就认识到了洗手的重要性。在古代,被称作“沃盥”的洗手,除了有实质性的清洁作用外,还有一定的礼仪价值。洗手的用具多归在礼器一类,有神圣之意。
我对湖南长沙有着很深且特殊的感情,与湖南的刊物《船山学刊》也有着很深的缘分。
朱子学与全球文明对话大会暨第四届考亭论坛举行之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国际儒联执委会副会长陈来在论坛中解读指出,南宋大儒朱熹的思想中蕴含着系统的“发展智慧”,其关于“发展为要、与民共享、物我贯通”的论述,与当代发展理念深度契合,可为当下提供传统思想滋养。
為什麼我們對文言文情有獨鐘?為什麼我們要不遺餘力、費盡心血傳播、宣傳、鼓勵文言文寫作呢。因為文言文是是順應自然、符合天理的最美好的文字。舉行文言文大獎賽,不是為了我們自己,不是為了一己之利,我們是為了誦先人之清芬,為了絕學之傳承,為了開萬世之太平,為了我們整個中華民族文化之復興。
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孟子,创立了以“人禽之辨”“义利之辨”“王霸之辨”三重辩证关系为核心的天下关怀思想,着力调和“人与物”“己与群”“群与群”之间的三重关系。孟子的天下关怀思想,使人认清生命价值,为道德建设提供丰厚滋养,对国际新秩序建构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经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关注的重点。传统文论一般认为,经学是源,后世文学是流,文学创作应以经学为最高典范。
今年是《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诸多仁人志士都在为此庆贺,贡献了许多精彩的笔墨、智识和思想。
我1980年进入湖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从那时起就与《船山学报》(后改名为《船山学刊》)结下不解之缘。在湖南省社科院王兴久、陈学源、王驰诸位院长领导下,我参与恢复船山学社,随后参与复办《船山学报》,协助岳麓书社编纂《船山全书》。正因为这样的殊胜因缘,我开始了阅读《船山遗书》、攀登石船山、探寻“涌几石”、寻访“续···
郝大维与安乐哲合著的《孔子哲学思微》一书试图从新的视角理解并比较中西方的思维特点,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对中西方秩序观念的概括与研究。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家训以家族为单位传递道德规范、治家理念、处世智慧等,是圣贤经典的世俗化、实践化、生活化载体。
阳明心学与文学思想对明代文坛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王阳明及其后学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持开放态度,特别是中晚明戏曲批评,与阳明心学存在更为清晰的互动关系。
《周易》中的象思维与数思维是支撑古代中国哲学纵深发展的两种基本思维范式。其中,象思维源于直观、感识与经验,具有“观象”“法象”至“立象”的运思理路,充满诗性气质;数思维源于抽象、逻辑与超验,具有“倚数”“极数”至“错综其数”的运思理路,充满理性特征。不过,象思维与数思维并不是孤立的,二者间的关系犹如象与数的关系。
“君子志道”是中华文明早期就提出的成就理想人格的基石,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道”居首。“志”即心之所向,是发自内心的追求与持守。人通过立志实现自我主宰,抵御环境和流俗的裹挟。
夫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无文而行之不远,无诗而六义不呈。言钓台近禅,俗之悠悠金铄;申白沙真儒,翁之切切凤鸣。陈比兴以张质,列意象而求诚,辟释老以涤垢,慕颜程而廓清。孔子删诗,雅颂各得其正;甘泉稽古,理心同树所衡。述而不作一以贯之,继圣人之道旌哉!
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之一,作为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在凝聚中华儿女的思想与情感、保卫中华民族的家园、维系国家领土主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论语》所记孔子言论中,有18篇48章涉及了对自己的评论,颇值得研究。这部分言论蕴含的最主要精神是孔子的自省意识与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