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今天我们要评选出一幅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而且又最具代表性的宋画,相信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定会得票最多。但与《清明上河图》无人不晓的知名度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画家张择端的存在感非常低,史料中关于他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所以我们对他知之甚少,既不知道他身世、生平的详情,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画出了《···
曾运乾(1884—1945)字星笠,湖南益阳人。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1913年聘入湖南官书局,拟修中国通史,与陈鼎忠合撰《通史叙例》,别具匠心设计出新体例,柳诒徵、金毓黻等交口称赞。
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文化感动人心的力量,它深刻影响我们心灵的生命力,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这种文化的力量或生命力主要就体现在它蕴涵着的一系列人文价值理念上,我们有必要将这些人文价值理念提炼概括出来,进行一些系统的阐发。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周易大传》中···
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理论和政治学说,旨在辨析王朝正闰。宋代以后,正统论逐渐褪去五德终始的神秘外衣,转而从疆域“一统”和道德“居正”的理性角度评断政权的合法性,形成一种二元结构,也更多牵扯到何谓“中国”之“正统”的问题。
众人耳熟能详的“六经皆史”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的,此论实是浙东后学章学诚承袭王阳明应答弟子徐爱的一段论述。
相传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结网制器、建屋养畜,引导先民摆脱茹毛饮血、巢穴群居、鸿蒙未启的原始状态,用一系列发明创造告别洪荒迈向文明,从而成为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被尊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
自春秋战国,国人即颇为重视“和”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以求天和;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追求“协和”“和合”,以求人和;在个人身心修养上,肯定“心广体胖”“和而不流”,以求心和。
中国古典学的传衍,至唐代贞元、元和年间,生出古文一派。韩愈化用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别出心裁地建立了“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的古道传承系统。
“传统”的含义,众说纷纭。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精神》中有一生动解说:“传统必有‘持续’,如手上拿一东西没有掉,继续拿在手,是持也是续。”这一说法将“传统”中人的能动性和责任感激活,重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论语·子张》)。
藉由祖祖辈辈生存的联结与千百年文化的传承,中国,成就了我们共同的认同与信仰。然而,时代的风潮让我们迷失,传统的灵根亟待再植。
钱穆先生在《学龠》一书的《谈当前学风之弊》里面,提出了“时代人物”与“学术人物”,或者说“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的区分。有些人物只是在时代当中叱咤风云,一待风气潮流变化,就随之销声匿迹,而有些人物可以称得上或者说最后成为传统性、学术性人物,当时或许不显,却会对历史产生持续的积极影响。
春秋战国是政治上的大动乱时代,思想上却空前繁荣。在此期间,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杂家等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提出各自的治世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
忠恕堂位于孔府西路,是衍圣公日常重要的会客场所。其共有五间,悬山式屋顶,是孔府建筑群中唯一使用正规斗拱的建筑。堂内正上方所挂匾额“忠恕堂”,为清代衍圣公孔毓圻所书。此堂原名永寿,为什么后来改换堂名呢?孔子博物馆所藏的一套衍圣公孔庆镕的楷书《忠恕堂记》,解释了其中原委。同时,《忠恕堂记》还体现了孔氏后人对先祖孔子···
孔子博物馆《礼乐东方——孔府旧藏中和礼乐文物展》自开展以来,便广受观众欢迎。除了精美的文物,展览还记述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向大家展示一段段难忘的历史回忆,让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其中的文化传承以及传统礼乐的发展。
说起传统蒙书,往往会提到“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相比《三字经》和《百家姓》的明白晓畅,《千字文》则显得比较典雅而难解。相传南朝梁周兴嗣受梁武帝之命,在王羲之留下的千余不重复的字中择取千个,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他呕心沥血,一夜白头。因精思巧构,知识丰富,音韵谐美,《千字文》故成经典。本版开设···
2024年9月9日是先师汤一介逝世十周年纪念日,为传承弘扬先生德业,汤一介研究会、三智书院等机构在京成功举办《汤用彤学记》新版发布会暨汤学研讨会。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不仅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实现学术自主和话语创新的关键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成体系,而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来思考,去评判,既不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成的语境,也往往有隔靴搔痒之感。如就探讨汉初儒家思想形成之际的民本观念来说,必···
简牍是纸张普及之前古人常用的书写材料,所记内容包括典籍、公文、私信、数术等,为了解简牍记录时代基层社会的诸多面相提供了实例。近年来,随着国内大量简牍文献的发掘、整理与刊布,“简牍学”逐渐形成了包括文化学、文献学与文物学在内的学科分支。其中,文化学即为揭示简牍自身各种文化信息、意义及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学问。
关注儒学研究动态的朋友们一定会发现,近期的儒学研究呈现出突破性的态势。由于儒学研究在政治上的脱敏,解除了儒学研究就是为“封建意识形态”招魂的禁锢,这让儒学研究逐渐释放出活力,儒学研究的多元化局面就此浮现。多元化的儒学研究不是无主题变奏,而是围绕一个主轴展开的,那就是儒学的价值与知识。
在编校《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一书的过程中,笔者深感李若晖先生治学的“真积力久”,该书不但文献征引广博,而且对所引文献字斟句酌,反复咀嚼,每每于幽微处阐发深义,发人深省。著名汉学家尤锐为此书作了序,其实已经是一篇极好的书评了,但书中所论对笔者的一些思考多有启迪,因此不惮大方之讥,再表出一些,以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