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公开课共十五讲,由杨朝明、吕文明、程奇立(丁鼎)、李尚信、王承略、王加华、仝晰纲、梁宗华、宋立林、张磊、刘爱敏等校内外专家接力讲授。本篇文章来源于宋立林教授的第五讲内容,题目为宝典重光:倾听孔门师徒的对话——《孔子家语》导读。
“风”“雅”“颂”乃《诗经》作品之类名,与“赋”“比”“兴”一起构成《诗经》学体系之核心“六义”。
自孔子用《诗》《书》《礼》《乐》《易》《春秋》教育弟子后,这些文化典籍便成为儒家经典,统称为“六经”。
中国传统伦理乃是一个自足的逻辑体系,是一个自我生成着的、自我外化、普遍社会化的道德认知、判断、选择和行动的过程。
在中国经学史的长河中,北宋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南宋陆游言,“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
春节前夕,我随蓝田沐心阁文化社参加了张载祠横渠书院书画展开幕仪式,幸得眉县卢文远老师赠书《画说张载》。
书院之名始于唐初,它源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读书人围绕着书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及至北宋,源自文化传播的教育教学功能得到强化,出现以岳麓、白鹿洞、应天府、石鼓(嵩阳)书院为代表的“天下四大书院”,其作为学校的功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乐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其地位一度十分尊显,但后来式微了。乐学之乐,指作为中华文明基本形态的“礼乐”之乐。中国古人认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程颐说:“天下无一物无礼乐。”礼乐体现的是宇宙的秩序与和谐,是万物存在与运行的根据,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意义。
在儒家哲学思想中,音乐是一种高阶语言形式或审美形式。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段话道出了作为主体的君子的生命修行的三个层次,即君子的生命从情感体验开始,以诗歌来感发;借伦理法则立身,以礼仪来规范
凡治中国经学及清代学术史者,无不奉《皇清经解》正、续编为津逮渊海。道光五年(1825),时任两广总督阮元于广州学海堂辑刻《皇清经解》,严杰任总编辑,至道光九年刊成,收清初至乾嘉间73人著作183种,计1400卷。
晚清经学大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对清代经学之发展有一个扼要而精准的概括,其言曰:“国朝经学凡三变。
《论语》作为中华文明的“元典”之作,凝结着中国人特有的修身、处世、为政、治学的朴素智慧,其“正实而切事”的特质,使其成为跨越2500余年依然鲜活可感的思想宝库。
清明时节,钱王陵前,钟鼓声声。2日,近500名海内外钱氏后裔齐聚浙江杭州临安,在撞钟击鼓、恭读祭文中共祭先祖武肃王钱镠。一场延续千年的祭祀,何以让海内外游子不远万里奔赴?又该如何理解背后的深层意蕴?
养生文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重要构成。道家贵“顺应自然”,医家重“调理脏腑”,儒家则另辟蹊径,将养生与道德修养、人格完善紧密结合,开创以“修身养性”为核心的养生传统。其中,孟子“养气说”上承孔子“仁者寿”的伦理理念,下启后世“文气说”“心性论”等身心实践,将“气”从生理层面拓展至精神境界与宇宙秩序,为儒家养生观奠定了理论基石···
中国古代的地方官学虽见于先秦经典,但在全国普遍设立始于唐宋时代。儒家将教化作为地方治理的根本。
校勘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修复工程”,其核心使命在于通过对古籍文献的整理与诠释等工作,使文化基因得以更好地传承与延续。纵观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学术演变,汉代学者郑玄对“三礼”著作进行的一系列校勘实践,为后世学者树立了鲜明的校勘典范与学术标杆,在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謹以此文向今古譚書店店主韓鵬程先生、曲師大陳教授致謝
“遇事不决,先问AI”,短短一两年,这句流行语已从幽默调侃变成日常写照。人工智能在带来极致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自身思考力衰退乃至主体性丧失的忧虑。面对这一忧虑,“君子不器”以其坚守主体性的智慧,为数智时代的“成人之道”提供了历久弥新的思想资源。
顾炎武(1613—1682年)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学者。他虽身处当时的社会动荡中,但其治学扎实、立身持正,在时代变局中形成了颇具特点的家训思想。他以“实学”为本、“廉耻”为魂,跳出传统家训偏重家族私德的局限,将个人操守与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根基。提炼中华文明标识,本质上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性梳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核心理论遵循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