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华文化推究事物的发展形成之理,善于从根源着手,寻其大根大本,正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在一个人成长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三个基础环境中,家庭教育是人最初始、最根本、最关键的教育环境,对于塑造健全的人格具有潜移默化、持久深远的影响。
我们不用谈论古典文明如何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而更应看到,从古至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2025年1月6日下午,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儒学讲坛第一百二十三讲顺利举办。本次讲座主讲老师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陈畅教授,讲座题目是《“明经乃所以明心”——高攀龙格物论的经史义蕴》。本次讲座由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王心竹教授主持,李春颖副教授作为与谈人参与。本次讲座在腾讯会议以线上形式进行,并在哔哩哔哩视频网站开启同步···
我的经学研究的特点,一个是以六经为本。我认为六经是经学的祖经,对六经的研究很不够。
但本书的真正锋芒,在于它让儒学在当代复活。作者避开“古为今用”的功利陷阱,转而从经典中打捞超越时空的思想基因。“名实之辨”被重释为对契约精神的古老呼应——若君不君,则臣不必臣;“述而不作”的保守主义,在今天显露出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敬畏;“诗可以兴”的美学传统,则为技术理性支配下的现代人提供了对抗异化的精神武器。
2025年4月20日上午,在第三十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江西省铅山鹅湖书院内书声琅琅、古韵悠长,一场以“书香润心 学规养德”为主题的读书分享会在此举行。来自各地的书友通过诵读书院学规、分享读书感悟,共同探讨中华书院文化的当代价值。
日本汉诗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与影响,并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中国经典,如《尚书》的思想精髓与表达技巧。
新史料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新进展,清华简即是这样的新史料。近期公布的清华简《成后》篇,“是关于西周早期史料的新发现,初步研读简文内容,可以看出简文反映了西周早期历史和王朝政治的若干信息”。《成后》篇记载了文王、武王和成王的事迹,这为我们认识周初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位于新北市泰山区的明志书院有“北台首学”之称,是台湾北部的第一所书院。所谓“明德惟馨,景行壮志”,书院取“明志”为名,启示后人志存高远,“成致远之器”。
位于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源于后晋,兴于北宋,与当时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并称北宋“四大书院”,成就了范仲淹等一批名臣文士。书院制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典型,应天书院为何居于“四大书院”之首,又为何被称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高地?近日,河南省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李可亭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予以解读。
中国古代王朝用以标识自身“正统性”的“政治符号”多种多样,包括传国玺、封禅、符谶等。其中,五德(五行)是重要的符号之一。
在中国古代文化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沉淀着一脉厚重的诠释学传统,这就是历代儒家士人对《五经》或《十三经》的解经释义传统。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深化师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理论认知,4月27日,第五期国学大讲堂暨喀什大学“昆天讲堂”2025年第五讲在新泉校区新时代会堂举行。
根植于传统社会中的乡村治理,一方面是国家法律所规定的基层组织;另一方面则是国家认可并在一定范围内拥有治理职责的组织,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基础。明清时期,随着国家统治策略的转变,保甲、乡约和宗族在乡村治理中逐渐形成了共治体系,反映了历史上国家与地方、法律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共治关系。
乙巳季春,2025年4月19日,春耕园学校、崇儒书院经学学生交流的经义讲习兰芳会在曲阜圆满举办。今年是第二届,本届由崇儒书院承办。
中华传统君子人格通过不同时期各层次的理论阐释和实践,逐渐成为整个社会思想意识、政教体制、公私生活、民情风俗的导向和规范,成为中华民族推崇的理想人格和精神标识。在当代社会,传统君子人格的内涵与风范在构建和弘扬国民精神方面具有深远而现实的意义。
坐落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后经扩建形成讲学、藏书、供祀的基本规制。尽管历经朝代更迭、七毁七建,岳麓书院传承千年始终弦歌不绝,现是中国唯一延续传统书院之名的大学二级学院,拥有从本科到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格局。
日本的中国思想史专家加地伸行生于1936年,1960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
坐落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白鹿洞书院,已有千余年历史,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是中华教育史上的一座活态丰碑。中国朱子学会理事、江西省朱子学研究会副会长、南昌大学哲学系主任张新国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析其跨越时空的教育价值。
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讲学历史延续近千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起重要作用。宋代理学为何诞生于嵩阳书院?嵩阳书院何以作为“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近日,嵩山文化学者、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宫嵩涛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