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礼是中华礼仪的滥觞。《礼记·冠义》:“冠者,礼之始也。”冠礼,是冠礼和笄礼的合称,是我国古代的成年礼,标志着男女由少年迈入成年。因而冠礼在古代社会家礼文化和人生成长诸阶段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研究朱熹的生态哲学,经常遇到“朱熹有生态哲学思想吗”这样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于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把握不准;二是对生态哲学不甚了解,先入为主地将生态哲学等同于生态学。中国哲学的根本命题是“天人关系”问题,而“自然”是“天”的最基础、最重要的内涵。
刘大钧曾称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经文及其传文的出土,是易学研究史上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的确,马王堆帛书《周易》为易学研究带来了新鲜血液。
孔子修订《春秋》成为经典,可以教化天下人,书中不仅仅是叙述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承载着评判和威慑世人的标准。所以通过孔子修订《春秋》,儒家思想成为后世准绳,也发挥了治理天下的作用。
孔子是儒家“诗教”的创始人,“诗教”一词出自《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教”自产生以来,对其探源阐释颇多,将孔子的诗教与其门人对其思想进行阐释的《礼记》结合到一起来看,其核心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那就是尊德性与道问学。
从船山学“坐集千古之智”“希张横渠之正学”和“六经责我开生面”这三大学术基质而言,我们可以说,船山学是中华国学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典范,表现出我们如何对待国学、如何研究国学以及如何赋予国学新的时代内涵应有的态度和精神,对于我们既礼敬中华国学又促使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精神启迪和价值砥砺意义。
儒释道三家的文化景观,并置于嵩阳书院内。放眼天地之中的这片土地上,儒家的嵩阳书院、道家的中岳庙、释家的少林寺会聚于此,各自代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支血脉,它们相互借鉴与融合,共同成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微。
以“政”行“教”是一个周密严整的系统,概言之或可列为三点:以“仁义”行“威权”、保民之生、养民之性。若无政治威权,则教化之道无从施设;若无道义至上之精神追求,则政治威权徒落为霸强之道;而王道教化与权力法度之合题,便落实为“保民”“养民”。
明末清初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提倡经世致用、心怀天下的爱国知识分子,顾炎武就是其中颇有影响力的一位。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在中国历史上,一个人与一个节日、一个民俗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恐怕只有屈原了。屈原精神是在战乱纷争、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产生的,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古人在交友方面颇有心得。大千世界、纷繁复杂,如何在芸芸众生中选择至交之人引为人生知己,非常艰难。张习孔在《家训》中说:“吾人防患,首在择交。所交非人,未有不为其所累者。”对于古人来说,如果交友交得好,意气相投,相谈甚欢;如果交友交得不好,就会受友连累,毁及自身。
政德,最早出自《论语》,曾这样描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意思就是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
“乐感文化”是李泽厚提出的,它不仅是对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高度概括,更是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对中国人诗性智慧的精审总结。
孔子八世孙孔鲋是秦代文化闻人。实现统一之后的秦帝国任用了一些儒生多方面参与文化咨询,而孔鲋没有进入这一群体。
《诗经》是一部内涵丰富的文化经典。诚如宗白华所言:“《诗经》中的诗……它们不但是中国文化遗产里的宝贝,而且也是周代社会政治生活,人们的思想感情全面的、极生动的具体的反映。”(宗白华《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文化的载体,《诗经》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宗周时代的玉礼风貌。
中华文明历时数千年而绵延不绝,比较它和世界上其他各种文明,包括那些早已中断的古老文明,就知识体系而言,中华文明所独具的以现实的人为主体的特质值得深入研究。
对于一地文化与文明的形成及流衍,必有其特定的时间、空间和人群。故历代史家早已将有关问题以普通和专业方式诏告天下。常识常以简洁明了而言,专业是以特殊方法而论。关于吴越文化的常识亦是如此。
通过对历经百家争鸣、辩难吸收、秦火之祸而流传至秦汉的三代遗存及“轴心时代”智慧的搜集、选择与承继,汉代最终确立起适用于统一局面的文化价值体系。在这一文化重建与转型的关键时期,儒学以“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形式脱颖而出,成为汉代主流学术思想
“心”在《春秋繁露》中是一个使用极其频繁的观念,共出现133次。对于董仲舒思想系统的建构,心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
《尚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代表着最早的中国历史。《尚书》通过夏商周三代统治者重大历史事件的诰语、誓词等,记录了三代历史更迭、社会经济结构演变,是记载中国上古史最重要的文献。《尚书》叙事自尧舜至夏商周,跨越2000余年,是西周至战国时期人们追述华夏历史的珍贵史料汇编,其中《尧典》《皋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