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的崛起,开启了明代中后期儒学流变的序幕,结合晚明复杂多变的政事与时局,深刻地影响到此一时期学术的走向。以往,论者多以空疏、浅薄形容晚明的学术,甚至将明亡之过归结于心学。事实上,无论贬斥抑或表彰王学,都不可否认其引发的儒学内部流变,以及与此种流变相伴产生的学术多样性,在晚明光怪陆离的社会历史镜像之下,亦···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有言:“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又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在商汤时期有三千余国,西周时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国,春秋时有一千二百国,战国时仅有十余国。
按理说,地方上这么重要的一部著作,出版事宜应该齐心协力才能顺利解决,但最后竟由蒲城籍读书人许石林先生,以自己日常写作所得版税稿酬,全额支付了出版费用,并且为了高标准高质量,还额外增加了设计及印制费用。在他人,或许以为是情感付出,在我所了解的许先生,实在是一介书生办了一件书生意气的事。
在紧赶慢赶、终于先发后至地成为成都地区第三家大学哲学实体研究与教学单位,也举行了相应的庆祝活动之后数日,四川大学哲学系听到一个消息,陕西师范大学已将其“哲学学院”改名为“哲学书院”。看来,游戏路数又变了,从藏猫猫变成了丢手绢,很好,我们又有机会争第一了。
许发宏先生发来复印本《三李年谱》,编撰者为清末民初湖北人吴怀清(其先湖北,后迁陕西山阳)。
记得那年在曲阜,听孔宪鹤先生说:衍圣公孔德成小时候,一次吃饭中嘟囔了一句:又吃白菜。他的嫡母陶氏听了,就让他一天三顿吃了整整一个月的白菜。从此少公爷再也不挑食了,也理解了孔圣人说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诚如方克立先生所说,“在全球性生态危机和文明冲突问题十分严峻的当今世界,深刻理解、阐扬和大力宣传、提倡‘文明以止’的文明展观,对于人类和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周公之所以为圣、周朝之所以能王天下,是因为周公通过立子立嫡制等,把尊尊、亲亲等观念落实到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以安国家、定人民。与制度变革相伴随的是世界观的变化,因而学者对周公天命观多有探讨,并有不同认识。一种观点从变革角度言,认为周公天命观中重德保民、吉凶由人的思想是从自然宗教向伦···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加速了传统村落的衰败和乡土文化的消逝,带来了乡村社会发展变迁中的治理困境,使得与传统直接管控的硬治理模式不同的间接嵌入的乡村软治理进入了现实语境,而注重文化重建的新乡贤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乡村软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需要。
前日某活动上,名人云集,后半段即兴表演节目,京津某大名家上台秀其方言哏儿,啰嗦无趣,台下反应平淡,而其人津津于其所在地区市井俚痞之语博众人之一燦,十分勉强,几陷尴尬。
儒家十分推崇君子人格,儒学也可以归结为君子之学。但在何为儒家的“君子”这个问题上,学界一直存有争议。
11月24日的区议会选举是香港政治的重要转折点,“泛民”取得了过半议席。这是香港理性精神进一步陷入迷惘的征兆。这是一次暴力氛围下的特殊时期的选举,其结果受到一定的扭曲,但大体上可以作为测试香港所谓“主流民意”的民调依据。
当今做民俗文化研究的通病是自己先往死里去,自己先把自己边缘化,所说所写,既不能上通经史之义,又不能下接生活之气。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一词涵义相对简单,一般不作他用,主要是指“国家”,专指中国之全部领土,具有地域、文化、政治、民族上的特定涵义。古代的“中国”一词,其涵义则较为复杂,且前后发展演变特性十分明显。
史无前例的香港骚乱,将香港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充分暴露,而多维和香港01正是发起和长期呼吁关注这一导致骚乱产生根本原因的媒体。
王阳明的致良知工夫论,堪称传统儒家修身工夫的正法眼藏,也一直是现代学者论说不休的学术热点。陈立胜先生《入圣之机》一书,以阳明学“致良知工夫”“良知论”“知行合一”“心外无物”“心外无事”“龙场悟道”等著名论题为焦点,从修身工夫的向度对阳明心学的内涵予以追本溯源,抽丝剥茧,疑义与析,以期领略致良知教的本地风光,管窥阳明学精···
《左传》是十三经之一,完整的名称应是《春秋左传》,“左”指作者左丘明,所以古代又称《春秋左氏传》。《春秋》是五经之一,《左传》则是解《春秋》的书。
放榜是寒窗苦读多年的士子们最关心的一个环节,上图是刊载于晚清著名画报《点石斋画报》上的《南闱放榜图》,展示了光绪十七年(1891年)江南乡试放榜的情况。
说起兴国,大家都知道这里是革命老区,是著名的“红军县”“将军县”“烈士县”,而要说起兴国的古代历史,也许就所知甚少了。我们大家熟知的海瑞就与兴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书写了一段千秋铭记的兴国岁月。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故世称涑水先生。他是七岁便因破瓮救友而名震京洛的机智少年,是编纂巨著《资治通鉴》的史学家,是北宋四朝重臣。他一生正直磊落、忠心为国,“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这是《宋史》对他的高度评价,他也成为后人心中理想的文人士大夫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