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江户末期的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1859)在《讲孟札记》一书中说,中国之臣“择其主之善恶而转移”,好像是“半季渡之奴婢”,和日本之臣“与主人同死生休戚,虽至死也绝无可弃主而去之道”不同。他即认为对于君主的单向服从在日本是臣下的义务,在中国则不然,由此批评中国之臣的形态。但一读李若晖教授的《久旷大仪》就得知,吉田松阴···
有人在大门外打电话,说我有一份快递,我很惊讶。我是一个几乎不网购、也没有多少社会联系的人,通常不会有快递。
“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于20世纪初,奠基人是王国维、胡适、冯友兰等。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创过程中的里程碑。
看到一条新闻:中国8所中医药类大学被世界医学院校名录除名。这8所中医药大学分别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贵阳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山西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药大学。
我正在考虑研究生下节《哲学前沿》课的主题时,读到了书院公众号上推送的丁老师《真自由者,必为善,不为恶》一文。
海昏侯墓出土的木简中,有《春秋》简100余枚。它们与《公羊传》关系密切,同时杂入了《穀梁传》的内容,反映了西汉中期经学发展状况。公羊学是研究《公羊传》的学术思想体系,在汉代被称为齐学。其核心思想被何休总结为“三科九旨”,具体析为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此外,公羊学还包含很多“《春秋》大义”“《春秋》条例”,至今仍是学···
在当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夏商西周具有别样的意义。一方面,它是中国文明从早期聚落向王朝政治转变的重大时代,同时也是美学的器物史研究向文字史研究递变的时代。
郭齐勇教授的新著《中国人的智慧》是一本启发人哲思的书。郭教授主编过教材《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史上各家各派的哲学家,都下过功夫。在此基础上,再精选中国哲学家当中最具有原创性的、最能代表中国人智慧的那些思想家做精深发挥,所以这本书是他多年哲思的结晶,是同类书中的佼佼者,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绝大部分人所普遍认同的最基本的伦理观念,是关于道德的“最大公约数”。
中国哲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作为一门近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或者课程的中国哲学史则是20世纪早期的产物。
在首批“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余敦康先生解读的《周易》,赫然居首。此书是余先生在易学上厚积薄发的成果,也是他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点睛之作。
《论语·述而》载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关于“束脩”的含义,历来说解纷歧。宋代以前,主流观点认为,束脩为束脯之义,俗称十条干肉,是拜见老师的礼物。但也有学者把束脩解释为束带修饰或年龄标志,这两种解释被认为出自孔安国、郑玄,在汉代文献中也有实际用例,故自宋代以来渐有学者信从,并在清代和近现代产生重要···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出场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紧密相连的。在东西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在现代性的冲击、裹挟下,现代新儒学思潮以阐释儒家精神在当代社会合法性、并力求使儒家精神在当代社会固守自己思想家园为使命。
今人往往认为民国是一个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时代,其实此论大可商榷。在笔者看来,今人所推崇的民国“大师”们大多可疑(按:此处所说的大师,是指国学方面的大师),实在说,民国并没有几位真正的国学大师。
尝闻人言,圣人无情或忘情。《老子》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不仁自然无情。《三国志·钟会传》裴注曰:“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世说新语·伤逝》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当阳明学遭遇寒冬时,“真孤”不仅传承阳明学法脉,而且推进阳明学理论的发展,践行阳明学的真精神,甚至培养更多的阳明后学传人。方以智以真孤担当,晚年在青原山疗教救学,烹炮诸子,建药树堂,为阳明学的“核仁”提供庇护。
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过程中包含了几次改朝换代、改造社会的革命。当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经济得到快速成长之际,整个社会氛围转向重新检视革命的缺失和代价。
欲彰显船山哲学的世界性意义,重点不在于将其同黑格尔这样的西方哲人作个案比较,而是将东西方思想史上关乎人类共同问题的求解同船山哲学结合起来考察,看看船山哲学究竟有哪些高妙之处。
自由意志所可以作之为之之善与恶,究竟是夐然独立于自由意志外,自由意志为之也无加于其为善恶,不为也无减于其为善恶,还是其竟取决于自由意志之为与不为,为之然后成其为善恶,不为则亦无所谓善恶、不见其有善恶?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9月28日,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2570周年祭孔大典上,数百名学子在万仞宫墙前朗读《论语》经典语句,余音袅袅,响彻古城上空。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及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孔子后裔代表在内的200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依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