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古诗词流传了千百年,它包含了中国人民传统的思想、情感、审美和智慧。通过古诗我们可以体悟到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在石鼓书院1200多年的历史中,留下了大量以石鼓书院为背景的古诗词。今日起,本报邀请本土文化学者刘洁开设《风雅石鼓》专栏,通过解析古诗词来探寻这座千年书院给我们留下的精神底色。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独特的教育机构,是集私学和官学之两长的特殊产物,从唐代产生,到晚清教育改制时并入官学而废止,延续了一千余年。古代书院发展至宋代已渐成规模,制度也渐趋完备。元代非常重视书院建设,出现了“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盛况。明代开始,书院走出国门,传到了朝鲜、日本、新加坡及东南亚各国,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及当地···
某次古琴课上,我向吴老师请教完一个问题,她停顿片刻,笑道:“看来你是真听懂了。”我问:“为什么呢?”她说:“你可能自己没有注意到,你没听明白,回答‘老师我下去再练一下’的时候比较轻松;但若听懂了,就会整个人严肃起来——”她学着我微微敛容躬身:“是。我明白了。”
四书学作为朱子全部学术的结穴或中心所在,其独特的价值早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相关研究成果迭出不穷,使得若无新的视角、材料和方法,很难在这一肯綮领域有所突破和创新。北京师范大学许家星教授的新作《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以下简称《经学与实理》)以辨之极精、言之极切、引之极详、证之极明的鲜明特质,将朱子四书···
一个有追求的学生或者学人,总会想他能去为这个世界贡献点什么东西,正面和建设性地贡献点什么东西,而不只是去传播别人的思想。张先生已经在开始做这样的工作。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不能做其他事情,不如就好好读读张先生的书。也许我们未来有机会的时候,能为世界文明的丰富与深刻做出一些贡献。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大一统”为核心理念的“华夷一体”的族群观。这一理念可以细化为:天下一统的疆域观、王权一统的政治观、家国一体的文化观。隋唐时期,政治格局上的大一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以较强的时代特征融入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之中。毋庸置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隋···
《尚书》作为一部千古流传的人文经典,其内容之丰富,其思想之深刻,任何归纳与概括的企图,都不免显得简单与粗暴,难逃鲁莽灭裂之讥。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静下心来,细读文本,入其壸奥,深造自得,方可左右逢其源。任何经典的经典性,都是在不断“温故而知新”的文本细读之中逐步开拓与彰显的。
钟嵘《诗品序》论五言诗创作时指出:“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六义”说源出汉代《毛诗大序》,其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根据汉儒的解说,“赋”是铺陈直说,“比”和“兴”皆是依托外物进行表达。
清人章学诚评论《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非常精确地揭示了《诗品》与《诗经》的关联。虽然《诗品》主要品评的是汉魏至齐梁间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成就,但离开了《诗经》的传统,就无从谈起。那么,钟嵘《诗品》到底是如何接受和发扬《诗经》传统的呢?
真正跟张灏先生结缘是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在港科大第一年的TemporaryAdvisor(临时导师)是陈荣开老师。我做他RA(ResearchAssistant,即研究助理)的时候,工作刚好就是整理张灏先生的bibliography(书目)。这个工作本来是不要求去读那些书的,但是陈荣开老师希望我尽可能去把那些论文和书中篇章都找到,所以自己也花了很多工夫···
《孟子》一书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包括政治框架、经济模式、道德教化、规矩意识、生态治理、军事外交等,但它的要义或者核心则是“仁政”学说。那么,何为“仁政”呢?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先王之道”“尧舜之道”,用范祖禹的话说就是“治天下之法度也”。在孟子看来,任何时代的天子、诸侯皆会有“仁心仁闻”,这是由人的“性本善”所决定的。
作为一名中国人,“中”字会伴随我们走过一生。“中”字结构黄中通理、内蕴正大光明,构成了中国、中华、中央、中庸等诸多词汇,为我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实际上,我们每天日用而不觉的“中”字,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密码与基因。
我觉得张灏先生在这本书里面其实给了我们一种方向,一种方法论,就是我们把这些不成体系的人物放在一个时代和思想的脉络里面,看他对这个时代的刺激,产生了怎样的一种生命反应与思想的回应,将个人的生命和思想跟时代整个地联系起来,这是思想史的一种研究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是对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同时也启···
我曾自诩“钱迷”——国学宗师钱宾四先生的粉丝。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这将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奉为圭臬。
凡学皆贵求新,理学亦不例外。尽管近四十年来,理学一直是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研究中最受学者关注、成绩也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但就理学史的研究范式来说,却一直保持着其固有的特征。时至今日,学者们仍深受朱熹《伊洛渊源录》所开创的理学史研究范式的影响,纷纷以理学代表性人物及其学派作为理学演进的核心线索,绘就理学发展演进的基···
杜华伟在西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后即保送进入中南大学伦理学硕士点,由我担任其硕士导师。在读期间,杜华伟虽然未必比其他学生更有天赋,但的确以十分认真、扎实的态度对待学业。我记得她的硕士论文的选题与管理咨询有关,是她对于自己当时兼职的管理咨询工作的初步而又有心的伦理思考。硕士阶段的学习完成且拿到硕士学位后,她以优异成···
“现代中国史学的义理之路”,这个题目不一定准确,我不能确知张灏先生的学术本位,在他心中史学与义理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但是,张灏先生的研究确实给“现代中国史学的义理之路”这个中西古今之间的大哉问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
陈立胜先生《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一书试图回到源远流长的儒家修身传统来重建中国哲学。在这部具有典范意义的著作中,作者以其恢宏的历史眼光和深邃的哲学洞见,把儒家修身传统划分为春秋战国之际的德行培育时代、唐宋变革之际的心灵操练时代、清末民初的“过渡时代”、当今“人机之辨”的新时代,并藉着“轴心时···
本文为成庆老师在4月27日“张灏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经作者审定,刊发于此,标题为编者所拟,感谢成庆老师授权转载!
相对于其后的断代史研究,先秦史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流传至今的材料较少。尽管近些年出土了一批先秦文献,例如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和部分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等,但史料匮乏的局面仍然没有根本改观。这就使得先秦史研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不过也为创立各种学术主张、由已知探求未知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