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香港骚乱,将香港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充分暴露,而多维和香港01正是发起和长期呼吁关注这一导致骚乱产生根本原因的媒体。
王阳明的致良知工夫论,堪称传统儒家修身工夫的正法眼藏,也一直是现代学者论说不休的学术热点。陈立胜先生《入圣之机》一书,以阳明学“致良知工夫”“良知论”“知行合一”“心外无物”“心外无事”“龙场悟道”等著名论题为焦点,从修身工夫的向度对阳明心学的内涵予以追本溯源,抽丝剥茧,疑义与析,以期领略致良知教的本地风光,管窥阳明学精···
《左传》是十三经之一,完整的名称应是《春秋左传》,“左”指作者左丘明,所以古代又称《春秋左氏传》。《春秋》是五经之一,《左传》则是解《春秋》的书。
放榜是寒窗苦读多年的士子们最关心的一个环节,上图是刊载于晚清著名画报《点石斋画报》上的《南闱放榜图》,展示了光绪十七年(1891年)江南乡试放榜的情况。
说起兴国,大家都知道这里是革命老区,是著名的“红军县”“将军县”“烈士县”,而要说起兴国的古代历史,也许就所知甚少了。我们大家熟知的海瑞就与兴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书写了一段千秋铭记的兴国岁月。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故世称涑水先生。他是七岁便因破瓮救友而名震京洛的机智少年,是编纂巨著《资治通鉴》的史学家,是北宋四朝重臣。他一生正直磊落、忠心为国,“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这是《宋史》对他的高度评价,他也成为后人心中理想的文人士大夫形象。
日本江户末期的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1859)在《讲孟札记》一书中说,中国之臣“择其主之善恶而转移”,好像是“半季渡之奴婢”,和日本之臣“与主人同死生休戚,虽至死也绝无可弃主而去之道”不同。他即认为对于君主的单向服从在日本是臣下的义务,在中国则不然,由此批评中国之臣的形态。但一读李若晖教授的《久旷大仪》就得知,吉田松阴···
有人在大门外打电话,说我有一份快递,我很惊讶。我是一个几乎不网购、也没有多少社会联系的人,通常不会有快递。
“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于20世纪初,奠基人是王国维、胡适、冯友兰等。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创过程中的里程碑。
看到一条新闻:中国8所中医药类大学被世界医学院校名录除名。这8所中医药大学分别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贵阳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山西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药大学。
我正在考虑研究生下节《哲学前沿》课的主题时,读到了书院公众号上推送的丁老师《真自由者,必为善,不为恶》一文。
海昏侯墓出土的木简中,有《春秋》简100余枚。它们与《公羊传》关系密切,同时杂入了《穀梁传》的内容,反映了西汉中期经学发展状况。公羊学是研究《公羊传》的学术思想体系,在汉代被称为齐学。其核心思想被何休总结为“三科九旨”,具体析为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此外,公羊学还包含很多“《春秋》大义”“《春秋》条例”,至今仍是学···
在当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夏商西周具有别样的意义。一方面,它是中国文明从早期聚落向王朝政治转变的重大时代,同时也是美学的器物史研究向文字史研究递变的时代。
郭齐勇教授的新著《中国人的智慧》是一本启发人哲思的书。郭教授主编过教材《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史上各家各派的哲学家,都下过功夫。在此基础上,再精选中国哲学家当中最具有原创性的、最能代表中国人智慧的那些思想家做精深发挥,所以这本书是他多年哲思的结晶,是同类书中的佼佼者,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绝大部分人所普遍认同的最基本的伦理观念,是关于道德的“最大公约数”。
中国哲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作为一门近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或者课程的中国哲学史则是20世纪早期的产物。
在首批“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余敦康先生解读的《周易》,赫然居首。此书是余先生在易学上厚积薄发的成果,也是他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点睛之作。
《论语·述而》载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关于“束脩”的含义,历来说解纷歧。宋代以前,主流观点认为,束脩为束脯之义,俗称十条干肉,是拜见老师的礼物。但也有学者把束脩解释为束带修饰或年龄标志,这两种解释被认为出自孔安国、郑玄,在汉代文献中也有实际用例,故自宋代以来渐有学者信从,并在清代和近现代产生重要···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出场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紧密相连的。在东西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在现代性的冲击、裹挟下,现代新儒学思潮以阐释儒家精神在当代社会合法性、并力求使儒家精神在当代社会固守自己思想家园为使命。
今人往往认为民国是一个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时代,其实此论大可商榷。在笔者看来,今人所推崇的民国“大师”们大多可疑(按:此处所说的大师,是指国学方面的大师),实在说,民国并没有几位真正的国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