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是伴随着儒学发展与商业经济发展逐步融合而形成的一个特有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把儒家思想融入企业经营,在商业经营的实践中践行“仁义礼智信”的社会伦理道德,是“儒”与“商”的有机统一,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十分璀璨的儒商文化。
透过眼前这部新书,不难发现《要命的地方:家庭、法律与生育》一书的作者赵晓力教授借助法律学者特有的细腻,通过对几部文学作品的阅读,挖掘出背后的法律问题。其中尤其让我感兴趣的那几篇文章,深入小人物现实生活的分析,讨论了数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性,分析现代思想所批判的封建礼教如何影响这些小人物的日常生活。
杰夫者,王安石的现代昵称也。网友以王安石字介甫为谐音,给王安石起了一个英文名:Jeff。再转译为汉字,就是杰夫了。
马作为六畜之首,是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动物之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赵宋不问出身的科举政策引导下,教育在民间受到了远超前代的重视。由于官学或数量有限,或设置兴废不定,其覆盖多有不及之处,“今家塾党庠遂序之制未立,是以州县虽有学,而士之耕养于田里者,远不能至,独城阙之子,得以家居廪食,而出入以嬉焉”。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式管理,其组织基因是仁爱甚至博爱,这要求组织不要只思考个体视角下的利润最大化,而要以整合、系统、全局思维思考组织嵌入的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多重系统的综合价值最大化,在谋一域的基础上谋全局,谋全局但不伤害一域,追求整体式的“帕累托改进”。
《逸周书·谥法解》云:“经纬天地曰文。”文是经纬交错的显象。“经”“纬”在此都是动词,都是画线的动作。
永嘉学派的衰落,跟它的崛起一样充满戏剧性。温州作为荒僻之地,自设郡以来长期远离政治与文化中心,在历史进程中几无存在感。然而到了两宋,短短两三代人时间便崛起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儒家学派。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念。而“文化自觉”则是一个民族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对其自身文化的理性思考和创造性发展,是对民族精神的自觉反思和提升。从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中可以看出,缺少了“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民族···
战国时代,分封制日渐瓦解,统治阶层穷奢极欲,老百姓苦不堪言。孟子赓续孔子的君子“仁”学,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仁政思想,引导人们成就美德,成为向善向上之人,最终实现“天下定于一”“万物归于仁”的理想社会。
20世纪初,梁启超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以后,研究王安石的热潮持续到今天而未见消退。王安石在政治、经济、文学和学术思想等领域都有建树。但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熙丰时期的变法为主,而对其文学和学术思想的研究仍处于较为薄弱的境况。
在现代语境下,重新思考孔子诗教的文化内涵,对于新礼乐文化的建构具有启示性意义。孔子诗教是在周代礼崩乐坏的历史背景下重建礼乐文化的重要环节,其文化内涵的核心在于文化生命的自觉。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
给山区学校捐书,翻捡书架,上下翻找,左右腾挪,不慎打碎茶壶茶杯。
吴仲迂,名迂(又以为名廷),号可堂,宋末元初浮梁(古属鄱阳)人【1】。胡炳文(1253—1333)《四书通》言吴氏:仲迂,号可堂,鄱阳人。元汪克宽(1304—1372)受学于吴,言“浮梁拜可堂吴先生仲迂于州学”【2】。
可以说,正是由于儒家思想的人道主义种子,才使得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可以迅速接受现代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这也是中国文明的伟大遗产之一。一些人对儒家和中国传统有误解,以为好的事物都是近代从西方来的,而本国传统一片黑暗,毫无优点。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
《春秋公羊传》又名《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阐释《春秋》的一部儒家经典。《春秋》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上溯鲁隐公,下及鲁哀公,经鲁国十二君,历二百四十二年。
黄宗羲(1610—1695)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他著述颇丰,其中《明夷待访录》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非常重要且特殊的一部著作,集中体现了黄宗羲的实学思想。
《资治通鉴-汉纪一》:韩生说项羽曰:“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见秦宫室皆已烧残破,又心思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韩生退曰:“人言楚人休猴而冠耳,果然!”项羽闻之,烹韩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