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人首开疑古之风以来,研究孔子的著作虽不可胜数,但所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论语》一书。人们对其他古籍中所保存的大量有关孔子的记载,或讳莫如深,或斥为赝品。更有甚者,最近有人提出《论语》到汉代才结集成书,其真实性也值得怀疑(朱维铮:《论语结集脞说》,载《孔子研究》1986年创刊号)。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上有一座气派如故宫的院子,院子里的大殿有着故宫乾清宫一般的规格等级,4通雍正、乾隆皇帝所立的御碑以及刻写着6种文字的下马碑,表明这里不是普通的古建筑。
中华文化经典中不乏对于君子形象的描述。比如君子之德风、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和而不同、君子矜而不争等,最令人动容的是这句:“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忧道不忧贫是君子文化和士大夫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是无数读书人寄意寒星、自励自警的金玉良言。
孔子非常重视人生的反省,我们在《论语》中能找到很多这方面的言论,如《里仁》:“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学而》:“就有道而正焉。”《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春秋之世,礼教陵夷,孔子尝感喟:“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而当门下高弟颜渊问仁之际,孔子复答云:“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由此观之,孔门仁礼论是往复双向的:一方面,如果没有仁心作为基础,任何仪节都将流为具文;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礼仪···
清代学者在考据、义理、辞章、经济等古代传统学问上,均进行过广泛总结,具有集大成的特质。这些研究影响到现代学术界的经学、史学、小学、文学、校勘、辑佚等学科的发展,乃至天文、数学、音乐等学科的建立,至今仍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钱穆早在1951年就曾发问:“不了解中国历史,又怎能了解今天中国这四亿五千万的老百姓呢?”这个可称为“钱穆之问”,今天的社会学研究同样需要深思。费孝通就曾肯定地回答:看社会,看文化,“必须历史地看,只有在历史中,文化才显示出其真实的意义”。
秦汉以降,丰碑大碣云起。至隋唐,世习所趋,社会各阶层多将墓志视作通往彼岸世界的重要凭证而深埋幽泉。自宋至清,文人雅士穷遐方绝域,以集古为乐,金石学应运而兴。20世纪以来,各地墓石多有出土,尤以关中为盛。出土墓志所及人物,显人晦士多隐名其间,加之未经后世文献传抄、改易,故极具文献价值。陈尚君云“新晋学者的治学,必···
王心敬(1656—1738),字尔缉,号丰川,陕西鄠县人,清代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在理学、经学、政治、教育、农业、军事和荒政方面都卓有建树,在关学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王心敬一生无意于仕途功名,清贫度日、专心致学,著作非常宏富,而《丰川全集》和《丰川续集》无疑是其最重要的著作。
鲁学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地域学派,对中国思想、文化、政治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鲁学局限于经学或儒学范围,而广义的鲁学则是鲁地或鲁文化区的学问。作为一种地域文化,鲁学研究中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
经学是诠释儒家经典的一门学问,对传统中国的文化、社会意识等有着深刻影响。作为儒家经典,《尚书》为历代学者疏解训释。对《尚书》的形成与流传、注解与考证等问题的持续研究,形成了专门之学——《尚书》学。
陕西作为十三朝古都所在地,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资源。不论是历史遗址、文物遗存、古代墓葬,还是汉魏经学、宋明关学、明清诗文,都在全国闻名遐迩。整理、保护和研究陕西优秀传统文化,对提升陕西文化软实力,打造文化强省意义重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着力于在“理学”与“心学”之外,挖掘中国思想中的实学传统,葛荣晋教授将“中国实学”定义为“从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之学’”。换言之,“实”与“虚”相对,最初来自宋明时代理学家对佛教、道家崇尚空无之说的反思,进而从宇宙本体、道德实践、经世致用等层面彰显儒家思想传统中的实践倾向。
明代前期,学术的基本形态是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的纂修完成正式确立了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
“兴于诗”,是修身;“立于礼”,是立身;“成于乐”,是成就人的道德品性
晏子以其高洁孤忠之情怀竭力辅佐齐国三代君王,可谓臣子之冠冕也。然晏子一生无著述说其治,亦无门人传其学,其生命终结,其政治事业亦随之已矣。无著述、无门人,说明晏子并无政治理想以期传之后世,只有“事”之究竟,而无“理”与“学”之发越,以此较之孔子,可谓霄壤云泥也。
吴派和皖派,这是自近代以来刘师培、章太炎等人对汉学学派的划分,后来又有扬派和浙派。但当时人并不这么分。
《易》学是巴蜀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据历史记载,蜀人读《易》、授《易》、解《易》特别用心、用力。
日用类书起源于南宋末年,兴盛于明清时期,是由民间书坊刊刻的记载民众日常生活实用知识的通俗读物,具有日用百科全书性质。为便于教化民众,历代日用类书编纂者会选取通俗易懂的民间伦理编入其中,并根据内容将之分别归入《劝谕门》《训童门》《四礼门》《养生门》等类目。明中后期以来,新刊刻的日用类书多以“便民”“便览”等字眼为标···
《礼记·学记》对教与学辩证关系的阐明以及对为师、为学之道的申论,对于教学实践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学记》作为首次系统阐述教、学关系的著述,是中国先秦时期教育思想与实践经验的智慧结晶。其中,“学学半”的思想从本质上揭示出教与学的对立统一,蕴藏着丰富的教学思辨,值得深入挖掘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