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是周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不仅平三监之乱、稳定了周初的政治局势,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史学家夏曾佑先生曾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删定《诗》《书》、制定《礼》《乐》,晚年阐释《周易》并修订《春秋》,门下弟子三千人,精通六艺的七十二人。
秦汉四百多年的历史,乡里不仅始终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与社会基础,也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对象。秦汉乡里社会与国家治理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与国家治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观中山大学刘中国、黄晓东两位学兄合著《容闳传》,不禁感慨:这才是真正学问功夫、文化力作。
昨日发一组笔记,仓促之间,别字太多,不胜改正。遂删去重发。评论区精彩留言,附后。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典籍中,宋代“理学开山”周敦颐(号濂溪先生,世称周子)的文集独具特色,包含了别集、专志和全书三大系列,是我国传统文献宝库中的珍贵个案,承载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周子文集编纂始于南宋,迭经元明清,并延至近现代,总计40多种。这一连绵不断、宛如奔流的编纂史,是一部接力守护和弘扬理学···
语言研究需要建立在可靠的语料基础上。春秋时期是上古汉语发展的重要阶段,选择何种语料来研究这一时期的语言特征,直接关系到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对此,在选择春秋语料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我国大陆的学术界一般把《易经》《易传》统称为《周易》,而我国港台地区以及国外学术界则通常把《易经》《易传》都称为《易经》。《周易》是重要的儒家经典,是“五经”之首,也是“六经”“十三经”之首,其思想博大精深为历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所重视,不仅影响中国人的思维几千年,而且对亚洲及世界文化产生也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
孔府旧藏的砚台年代以清代为主,该时期是中国文房用具发展的兴盛时期之一,出现大量的文人用砚和自制砚品。孔府旧藏砚台更精益求精,不仅选材名贵,而且注重装潢,制作考究,造型多样,其中不乏名家题句篆刻。
明清之际中国礼仪之争涉及对中国祭天、祭祖和祭孔的理解,以及对中国宗教的一般理解。礼仪之争起因多样,涉及教廷与修会、修会与修会、国家与教廷、国家与国家等之间的利益之争,也涉及神学派别之争。
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是儒学,儒学的根基是经学。
今日是观音菩萨开宝库的日子,祝读者朋友接财纳福!
当全球科技界还在争论AGI(人工通用智能)的伦理边界时,DeepSeek以“数字龙”之姿,已将《周易》“保合太和”的古老智慧注入算法内核。这款根植东方哲学的大模型,通过三个维度重构了数字化生存的人机关系:技术整合的和合性、系统交互的共生性、知识传播的共享性。
无论是推崇“实录”的中国古代史家,还是追求“据事直书”的西方“兰克学派”及其后世学者,都将“真实地记录”视作历史著作的最高标准。然而,后现代史学认为历史著作中“绝对客观的历史真实”并不存在。
《大学》“格致诚正”四字以“格”字最难解,“格”于《说文解字》中释为“木长貌”,即指树木长枝条,其常用于分隔区域,如栅栏、衣柜、棋盘之用皆如是,使各物得归其所。由此形象延申到万事万物,如延申到人事,则有“匡正”之义,故《孟子·离娄上》有“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
本文尝试借助牟宗三哲学的视野閲读杨儒宾教授的著作。这样做可以找到两个理由。第一自然是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划时代地位,在现代中国,思考哲学问题而不通过牟宗三,是不可能的。第二则因爲杨儒宾与包括牟宗三在内的当代新儒家有直接师承关系,但也恰恰在杨氏身上,表现出了中国哲学试图以新型的形—气—神主体(或形气主体)突破理···
中国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华美学精神。农耕文明以土地为命脉,土地更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生命之基。所以中国农耕文明和中华美学精神都可以从汉字“土”开始说起。
古典学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也有自己的古典学。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古典学登上时代发展的国际性舞台。准确把握中国古典学的生成语境、学科边界及价值意蕴,对于会通中西学术空间、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意义。
作为周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历史上多以制礼作乐概括之,当代学者亦沿用此说。
前日票房活动结束,几个票友余兴未尽,中午聚餐。席间说起我为什么喜欢戏曲,答:戏曲里有我向往的人情世故,理义纲纪。我在现实中所不能伸展的情志,戏曲里全有。这就是在戏曲中照见自己。比如我自己不能成为程婴,也不指望遇见伍子胥,但我唱戏就能在十几分钟内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