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的播出,使得宋朝话题升温,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宋代中国的文明成就。但也有反对的声音,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说法就是:宋代农民忍受着沉重的苛捐杂税,民不聊生。
昨天,《清平乐》剧终收官,宋仁宗时代落幕,官家与背默天团渐离渐远。但滚滚红尘里,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他们的传说。
古人特别重视谦虚美德的培养,并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君子的本分。《尚书》中讲:“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所谓“天道”,指的实际上是天地之间,世间万物的自然规律。那么这些规律是什么呢?
中国应在融合西方节日内涵的基础上,汲取传统文化精神,建立中华传统节日体系,从而塑造体现中华民族特征和历史渊源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打造具有浓郁东方风情的新生活方式,不仅应推动中华传统节日逐步取代“洋节”,还应该恢复传统节日的神圣性、庄重感。
某友发来一段视频,视频中人说测试一个人是否有做学术的性格心理等等,他朗读了一段据说是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写给朋友的信,信中批评《论语》不是哲学、虚伪。看看读到这封信的人是愤怒还是冷静,如果是愤怒,就不适合做学术,因为其封闭、不开放云云;如果是冷静,大概就适合了。
己亥年腊月至庚子年四月中旬(西历1月下旬至5月上旬),避疫于故乡遂昌龙洋乡埠头珜村,后路过宁波又居乐学堂数日,共得诗若干,总题为《庚子杂诗》。明里暗里用了不少新旧典故,以后有暇再注,亦欢迎明人代为注解。
电视剧《清平乐》里的徽柔公主,原型就是宋仁宗的长女福康公主。
《论语》记载的孔子和弟子的生活场景中,曾三次出现“瑟”。元代曾著有《瑟谱》、深谙琴瑟之道的熊朋来
唐代以来,有一个比较奇特的文化现象。文人入仕且官居高位后,大都期冀被皇帝赐封一个谥号——文正。但是作为封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对这个谥号把持得非常严格,轻易不许人。
通过多年的研究和“述而不作”式的整理写作,《鲁国春秋》已经日渐完善,我感觉到这部书的探索和写作,其实是一次对中华文化源头的回顾,也是一次寻找中华民族初心的过程,其中有十大发现,愿意分享给爱好中华文化的朋友。
就个人的观察而言,古装电视剧最常见的硬伤,主要出在两个方面:1、服装、建筑物的张冠李戴;2、对白中的称谓出错。目前正在热播的《清平乐》也有这方面的差错。
中国传统社会高度重视德治优先,这既是基于国家治理和政治价值传播的需要,也是基于伦理本位社会的机理特质所在,这就是政治的伦理化和伦理的政治化的双向建构过程。这种双向建构的德治文化传统,体现的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文教”系统的内部机制所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构建了深厚的文教系统和有效的德治路径,恰恰体现了独特的···
面对层出不穷的怪异世相,人们的反应无非两种:一种是含笑不屌;一种是含屌不笑。许多人给我发短视频:某脊梁级院士在接受采访中植入广告,严重违反什么广告法。我对此含笑不屌,一点儿也没感到惊讶。
如果我们仔细读《论语》,会发现孔子在有心地对两个范畴进行创见性的发挥,一个是“仁”,另一个就是“君子”。后世更多把眼光投向了“仁”,却对“君子”多少有些忽略了。其实,“君子”是“仁”在具体人格上的展露,也是“圣”的一个升进式过程的呈现。
有了白居易一曲《长恨歌》,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传诵千年,宋朝却没有一人给宋仁宗与温成写《长恨歌》。这里也许体现了宋朝士大夫与唐朝诗人旨趣的差异,唐朝诗人是浪漫主义的,关注的是明皇与贵妃的悲欢离合;宋朝士大夫是现实主义的,关注的是仁宗对温成之宠爱会不会逾越了礼法的界限。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船山避居山野、发愤著书的重要思想动因和精神动力来源。船山在高度认同中华爱国主义的精神义理和不朽价值的基础上对之作出了自己的创造性阐释,通过“古今之通义”和对《春秋》民族大义的揭示,特别是在《黄书》中对“族类强植”价值的深入论证,极大地提升了中华爱国主义的精气神
孔子对财富有许多独到而精辟的见解。他肯定财富对人生和社会的意义,也指出了临财所应有的公平和正当性原则。其间的“微言大义”,或许仍可作为我们今天对待财富问题的座右铭。
孔子晚年自述,少年居鲁,穿鲁国流行的袖子宽大的衣服;长大居宋,戴宋国流行的“章甫之冠”,此乃入乡随俗养成的服饰习惯。由此看来,“长居宋”应当在弱冠之年前后。一个人穿衣戴帽的习惯,成为终身不改的积习,没有三年五载难以养成。故青年孔子“居宋”时间,少说也有三至五年。
“钱门”是从教育方面说,有意义。在学术上,其实并无所谓“钱门”这件事。它并不是成立一个学派,坚持一套既定的说法,亦不是固守一种主张。钱先生的重要,是开出当代思潮主脉之外,另一种风气。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学界而言,启示是深远的。
北宋天禧二年(1018)八月十五,真宗皇帝下诏,立九岁的昇王赵受益为皇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