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贵在依情而就通俗,更应该道不远人,所以说,有些目不识丁的人,也很可能因为天性朴素,不失本份而获得妙谛。
佛门寺院,本应远离红尘;佛家弟子,亦当六根清净。不过在宋代,寺院与寺僧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世俗化,比如僧人可成家立业,在京师,“大相寺僧有妻,曰‘梵嫂’”;在广州,“僧有室家者,谓之‘火宅僧’”。岭南寺僧娶妻的现象尤其普遍,据宋人记述,“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即经商),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例有室家,故其妇女多嫁于僧。”
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建构在全人类共同认可的道德基础和价值信念基石之上。“爱人类”是儒家“仁爱”思想底色,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儒家思想的现代性价值不可低估。
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不时有瘟疫肆虐,人类与瘟疫病毒的较量从未停息,或将继续。医学“妙术”固然是战胜病毒之利器,而百姓“仁心”尤不可缺席。愿疫情中的普罗大众,依于仁义,患难与共,同舟共济;愿芸芸众生,居安思危,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国族认同问题不仅是现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问题,也是许多国族都存在的问题。儒家礼教传统其实存在着一个一般性的关于国家“建构—认同”的基本结构。只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家礼教传统内涵的错位认识,使得这个结构一直隐而不显。澄清儒家礼教的基本结构,并在现代性的基础之上重建儒家礼教,或许能为解决全球性国族认同问题提···
疫中杂记
疫中杂记
研究历史的安慰之一是,无论局面变得多么糟糕,你总能找到历史上的某个时刻与现在一样糟糕,甚至比这个时刻更糟糕得多。
张立文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有着杰出成就,是该领域的一位领军人物。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起步于宋明理学研究,其《朱熹思想研究》是学术界第一部研究朱熹思想的专著,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过去两个月,我一直在亚洲旅游,从巴基斯坦到菲律宾,中间曾在印度、尼泊尔、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短暂停留。这几个月正好是新冠病毒疫情迅速扩展的时期,从我们日常新闻中微弱的回声快速成长为我们人生最重大的事件,疫情已经成为谷歌趋势历史上最大的故事。
我自己组建的微信群,从不申明群规,群规由群管理员掌握:只发传统文化、礼俗和读书类的内容,不发别的,尤其不准谈政治、发广告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经发现,踢出,用不再入群。
“灾妖不胜善政”,这话出自孔子之口,可谓明确而响亮。天灾地妖、诡异反常给世人以儆戒警醒,因此人不能坐待“天命”。人之敬慎,要体现在行动中。越是敬慎,越要积极主动。灾难纷至沓来,容易击垮理性,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让光照进黑暗,要从容机智,以国家的行动力,形成凝聚力、抗灾力。
农历三月初三,是古代的上巳节。中国古代以天干地支纪年、月、日。上巳日,是指三月上旬的巳日。古人在这一天,要举行祓禊仪式。
疫情期间,复工的人们执行分餐制以防范交叉感染。其实,在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分餐制的国家,而西方文明中最早的饮食文化则是合餐。中国人非常熟悉的“筵席”一词,本身就带有分餐的意思。
《论语》开篇《学而》中提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此句“弟”通“悌”,指出了孝与悌是为人的根本。
陆象山以“发明本心”为入手的“心即理”才代表着理学思潮的一个主体性转向。由此之后,理学天人合一的任务才能真正进入人生道德实践的范围;而从吴澄之“合会朱陆”一直到陈白沙之以“自得”言学、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也就代表着从人生道德实践的角度对理学天人合一精神的实现。
今天,全世界6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亚洲,亚洲见证了几千年来人类波澜壮阔的文明史。亚洲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对话,以及亚洲文明内部的对话,几乎涵盖了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
美国涉台立法有可能进一步向“台湾安全”议题升级以及出现“类似建交”的高度迷惑与极限挑战行为,中国对台战略研究与维护主权行动必须转换思维,凝聚人心,申明利害,果敢突破。
全球化和中国于其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使得这种紧张造成的恶果能够越来越迅速地影响全球(这也是这次新冠病毒比SARS影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的“文化”问题是任何人群迅速致富都会带来的文化差异问题,而不是中国文化的问题。这里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即国家治理的问题。
回到首尔的每一天,仍然在紧盯疫情的动态,目光随着病毒的脚步聚焦钻石公主号、日本、新加坡、韩国、意大利、伊朗、美国、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在这整个过程中,除了紧张、恐慌、惊诧、担忧和悲伤之外,当然也有思考和反省。身处首尔,不免特别关注韩国的经验,故略陈数端。